《飞鸟集》是享誉世界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英语诗集之一。《飞鸟集》一经问世,便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颂。中国对此诗集的翻译和接受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迄今为止的九十五年间,涌现出了众多汉译本,而在这些汉译本中,郑振铎译本一直被奉为最经典的译本,经久不衰;吴岩译本也曾备受好评,却只畅销一时;而最近出版的冯唐译本却被推上风尖浪口,备受争议。《飞鸟集》几个汉译本在中国的不同际遇为我们探讨翻译与不同时代及其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空间。本文尝试对《飞鸟集》三个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译介学中关于翻译文学的相关论述来分析影响其接受的主要因素。译介学认为翻译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进行的,文学翻译的产品即翻译文学,其接受与译语文化的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译介学的视角跳出了单纯的语言层面,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层面,它将翻译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语境下进行探讨,并试图找出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本文首先对泰戈尔及其《飞鸟集》的基本信息等进行介绍,并对其汉译本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接着,对译介学和翻译文学进行了阐述,陈述了翻译文学与接受环境及译者的关系。随后,本文探讨了在中国影响较大的《飞鸟集》三个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且分别从接受环境和译者身份两个方面对影响其三个汉译本在中国接受情况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认为,《飞鸟集》三个汉译本在中国不同的接受情况,一方面受到其所处的译语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文译者自身身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