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问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界的热点和焦点,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面对西学的冲击和中学内部儒学的式微,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积极反思儒家文明以及思考在西学的冲击下如何定位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名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美国学者,顾立雅的相关著述不可避免地涉及“原儒”的问题。本文围绕“原儒”这一核心问题,从“儒”的内涵和儒道关系这两个层面比较分析顾立雅和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去挖掘顾立雅汉学研究的特点和学术脉络。论文的第一章围绕“儒”的含义来探讨“原儒”这一论题。本章首先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例,分析了他们对“儒”之源流的考察。章太炎对“原儒”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其通过《原儒》一文考察了“儒”的含义的历史变迁并以此来论证“儒”的源流。章太炎把“儒”分成达名之儒、类名之儒和私名之儒。从“达儒”到“私儒”,“儒”的含义是不断窄化的。胡适《说儒》一书基本采纳了章太炎的观点,但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广义的“儒”和狭义的“儒”的关系和历史演变。胡适认为最初的“儒”指的是殷人和殷遗民。孔子是殷商后裔,他的身上担负着殷民族中兴的希望,所以孔子是完成“儒”内涵转换的核心和枢纽人物。顾立雅研究“儒”的重要代表作是《孔子与中国之道》。顾氏的疑古倾向极大束缚了他对“儒”之前史的探讨,因此他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孔子及其后学,也就是章太炎所谓的“私名之儒”。顾立雅重点考察了孔子世系并认为一些传世文献对孔子身世的考察是不可靠的,是基于“孔子应该做天子”这一观念编排而成。对于孔子形象失真的原因,顾立雅从儒家内部的分化、敌对学派的歪曲和篡改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改造等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立足于文献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综合考察,顾立雅认为孔子是一位改革者而不是复古者。孔子对周礼的坚持更像是一种宣传策略,同时也是“尚旧”时代精神的反映。孔子对周礼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本文第二章从儒道关系切入“原儒”这一论题。儒道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分析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脉络。本章首先以胡适、张尔田和江瑔为例分析其儒道关系的研究,这三位学者也基本代表儒道关系的三种观点。顾立雅对儒道关系的看法则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在其学术生涯的初期,顾立雅是坚持“老前孔后”这一传统的。在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中国教:中国人世界观的演变》一书中,顾立雅自创了“中国教”这一概念。中国教是对中国人习俗和文化观念的概括,是中国文化之源。在中国教的理论体系下,“儒学”和“老学（道学）”得以统一起来,孔子代表中国教的传统和坚守,而老子则代表中国教的改革和创新。在顾立雅的学术生涯后期,因为受到疑古派学术研究思路的影响,其对儒道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从“老前孔后”转变为“孔前老后”。这一思路的转变也极大影响了顾立雅的学术研究。在《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一书中,顾立雅正是基于“孔前老后”这一看法,进而论证了不是申不害接受老庄的影响,反而更有可能是申不害影响了老庄思想。通过分析顾立雅的“原儒”问题研究,可以得出其汉学研究呈现出三种明显的研究思路和特色:第一,顾立雅的汉学研究紧跟中国学者步伐,其研究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学术特色;第二,顾立雅的汉学研究带有强烈的疑古色彩;第三,顾立雅擅长从汉语词义入手剖析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