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通过全程留痕的方式将个人信息转化成为可以低成本存储和高效率共享的数据,进而形成数据市场进行交易,这一过程对既有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形成较大冲突。如何破解大数据技术发展带来的个人隐私保护难题,寻找化解个人数据利益与数据应用价值之间冲突的路径是本文研究所欲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选题研究的出发点。基于研究问题的设定,本文选择公共物品的理论和分析框架,集中研究了三个主题:一是论证个人数据的数据公共物品属性。本文的研究表明个人数据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格,缺乏可以表彰权利人自由意志的可控实体,不具有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个人数据权利因为客体的缺失而难以成立。二是以欧美立法为例,检讨既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制度。研究显示欧洲和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模式虽然法理背景和规范工具具有根本差异,但在授予个人对数据的私法权利方面并无不同,这种“赋权”方式违背了个人数据的属性,权利人难以实现“同意”和“自决”而企业难以实现自律,不足以构建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的屏障,不能促进个人数据的积极利用,并有碍于数据的共享和交换。三是构建个人数据治理模型。立足于个人数据的公共物品属性,本文尝试构建能够规范个人、企业和公共部门三方行为的治理模型。根据该模型,本文主张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应当摆脱“私人权利——保护”的路径依赖,转而遵循“公共物品—治理”的立法理念构建迈向大数据时代的虚拟空间治理规则。本文的主要内容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个人数据属性的讨论,对应论文的第2章。本部分在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基础上,揭示出个人数据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论证个人数据属于个人、企业乃至公共部门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数字公共物品,能为众多的使用者多次、多用途、多领域使用。个人数据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它缺乏特定性、独立性,不具备承载民事权利的功能,并非适格的民事权利客体。第二部分是对欧美为代表的既有个人数据保护法律考察,对应本文的第3章。通过对欧洲和美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考察,本文认为欧洲国家基于重视保护人格尊严的历史传统,个人数据保护被视为具有宪法意义,禁止他人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形下获得并利用个人数据。而美国秉承尊重言论自由的立场,强调个人对数据的自我管理和市场对对数据利用行为的自律管理。本章分析认为,这两种立法例虽然依托的法理基础和使用的规范工具各不相同,但均采取“赋权+保护”的路径,立足于经济分析视角并无根本性差异。第三部分是对以控制为中心的欧美数据保护模式的检讨。对应本文的第4章。本章基于个人数据的公共物品属性,对“赋权+保护”的规范技术进行分析,本章分析表明,“赋权+保护”的规范技术旨在于保护个人信息（或隐私信息）而非个人数据,因此当个人信息转化为个人数据后,由于个人数据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通知同意原则和自律自决原则均面临难以突破的困境而不能实现其规范目标。第四部分是对个人数据治理模型的构建,对应论文的第5章,本章立足于尝试构建个人、商业企业和公共部门三方参与下的能够提升整体福利的治理模型。本章分析显示,如果监管缺位,则企业倾向于滥用个人数据,而个人将为了保护个人信息而拒绝个人信息数据化,最终不利于个人和企业福利的整体优化。监管介入有利于加强对商业机构使用个人数据行为的规制,激励个人信息的数据化,提升整体福利。第五部分是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检讨,对应论文的第6章。本章回溯了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史并对我国当前个人保护立法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制度由众多法规的相关规定构成,并未规定个人数据权或者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并未解决个人数据保护立法中的重大立法难点。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对应论文的第7章。该章概要总结全文的研究过程和主要结论,提出完善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若干建议,建议我国个人数据立法应当摆脱对物理空间制度规则的思维依赖,放弃个人信息的保护立场,着眼于个人数据的公共物品属性,选择“公共物品——治理”的路径,围绕中个人、商业机构和公共部门三方主体重构个人数据治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