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农民工群体,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不仅增加了自身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在逐年增加,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流动规律主要表现为:以跨区域流动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和举家迁移的人员比重逐渐增加。跨区域转移的最终结果是要么留在打工地,要么返回家乡。长远来看,大部分农民工最终选择定居在城市,并转换为城市人口。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初步实施的背景下,国家通过建设新农村,鼓励更多农村劳动力回流共同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民工是更愿意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家乡?这是本次研究的主线。在对返乡意愿这一问题上,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研究较多,但影响该群体返乡意愿的因素上,学者大都只对农民工个人因素进行分析,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惠农政策因素的分析少之又少,紧跟特定时代背景来研究农民工问题更能与时俱进地解决当代农民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本研究中笔者将推拉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进行对影响返乡意愿的自变量进行操作化,即将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操作化为个体基本特征、务工经历情况、个人心理感受、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四个维度,也即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科的理论相结合,对陕西省神木市的新老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对影响新老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各类因素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并结合对该市的实地调研情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所有调查样本中,愿意返乡者较多于愿意留城者。愿意返乡的农民工中,非新生代农民工仍是返乡大军的主力军,主要是为赚足钱回家修建新房安享晚年,有些老一代农民工通过在城多年打拼,已在家乡修建起新房,只待年纪越长,劳动力水平下降,无法在城找到合适的工作后,将会返回家乡靠务农和农村养老金以及自身积蓄养老,这也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但也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创业的意愿,据笔者对这个群体的部分被调查者的访谈可知,城市虽就业机会多,但因学历和资格证书的限制,很难找到既体面工资又高的工作,遂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就想返回家乡进行创业,例如承包土地耕种销路较广的农产品与农作物进行统一销售于供应商,且已经有部分农民工开始实践。第二,在本次实证研究中个体基本特征、务工经历情况、个人心理感受、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四个维度中,前三个维度皆有变量对新老农民工返乡意愿有显著影响,唯有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与新老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并无显著相关,说明农民工大多对本家乡实施的乡村战略政策并不了解,每天忙碌于生计,并无闲暇时间来了解这些国家政策,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乡村振兴战略是什么,但农民工切实体会到的惠农政策还是很多,只是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还未带来明显的影响,侧面也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以来,虽有被农民工切身感受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生活的照顾,但其对鼓励农民工返乡还未产生积极的效果。第三,在对以上四个维度对新老农民工返乡意愿的相关分析中,结果显示影响新生代和非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因素有所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配偶所在地、目前在城居所、喜欢城市生活、收入较低问题、成为城市居民意愿、农村人就该回农村去的赞同程度、农村有福利想当农村人的赞同程度、农村生活更开心的赞同程度、家乡人比城市居民更亲切的赞同程度、更愿意在家乡务农或创业的赞同程度;对非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身体健康状况、在城购房打算、孩子上学升学问题、成为城市居民意愿、能否适应城市生活、农村人就该回农村去的赞同程度、农村有福利想当农村人的赞同程度、农村生活更开心的赞同程度,乡村振兴战略政策这一维度中无一因素对新老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影响。第四,在调研中很多农民工表示,在该调研地,若是农村户口则代表有众多福利,简要来说该市很多政策对农村户口的人有倾斜政策,例如在城购房、医疗补助,养老保险补贴,天然气使用补贴、工作招聘条件降低、子女蛋奶工程补助、外出旅游补贴、农村土地承包退耕还林补偿款等等相关政策都是本市本着惠农惠民实施的照顾政策,这才使得本市农民工不愿意转城市户口摆脱农民身份,在本市农民获得的福利反而要超过城市居民,侧面体现了该市政府对三农的重视。最后笔者在总结本次实证研究的结论后,简要对愿意返乡的新老农民工和愿意留城的农民工分别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观点,以缓解当前农民工失业及返乡问题。让农民能够做到放心地走出去,也能安心地返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