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法集资到对赌、再到股权众筹案件,囿于具体规定的空白与残缺,金融体系对新兴金融产品有天生的恐惧:具体来看,行政执法、审批部门对金融行为性质的甄别滞后,尤其在金融管理权分属国家还是地方管辖层面,管制金融产品先机的错失使某金融产品进一步畸形发展;在某一方利益受到严重、不可调和的损害后,法院不得不成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最后一道关卡。长期以来,法院对于金融产品、金融行为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为何法院对于金融行为具有初次定性权更未引起注意。实践中,法院对于新金融行为、产品的定性往往是公权力机关初次定性,对后续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法院对于新型金融行为判别上,往往显得十分谨慎——不出错、少出错,法院基本谨慎地采取成文法依据对案件进行裁判,但是成文民事法的缺陷又导致了法院裁判此类案件无法可依。法院与监管部门陷入了如此的锁定(lock-in)之中;此时的解决路径往往是非法集资等等刑事兜底的条款,金融处罚刑事化的特点十分明显。本文就股权众筹行为切入,譬如《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定的谨慎与迟迟未能正式落地等现象,不得不说是“谨慎”立法路径依赖效应在各机关间博弈的必然后果。股权众筹作为一种新金融样态与古老的公司法制度结合,隐藏着的风险不得不说不容小觑。文章在充分分析股权众筹各个架构、参与主体可能涉及风险的基础上,结合对《征求意见》的分析,针对整体金融抑制的立法态势,提出从事后到事前、从惩罚到保护的立法思路:监管执法机构主动执法,避免法院成为认定该种行为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失为打破该种路径依赖的一种选择。文章第一部分从路径依赖入手,指出金融管理权“中央-地方”权利的割裂导致长期以来法院被迫对于金融市场干预,从而形成金融市场的抑制趋势,进而形成独特的路径依赖。文章第二部分从股权众筹制度切入,从股权众筹参与的各方入手分析法律风险。文章第三部分点出股权众筹规定难以出台与法院对于股权众筹保守判断的关系,点出路径依赖的具体体现。第四部分指出打破了这种路径依赖,走向金融市场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