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领域下所做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以“主体间性”理论为框架,阐释梁实秋如何将儒释道中的文化因子渗入其译本之中,同时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原语文化的“反作用”。在第一章中,本文首先将“主体间性”的概念追溯至胡塞尔,并以海德格尔的“共在”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对其概念中的“先验自我”加以“改造”,进而将这一“改造”后的“主体间性”概念作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点。第二章则主要介绍梁实秋翻译《咆哮山庄》存在的“矛盾”之处——亦即他倡导的“古典”“理性”的文学观念与翻译“浪漫”“感性”的文学实践之间的“悖论”。但矛盾的背后却是他“人性论”的文学观念,而“人性”在道家和浪漫主义者看来,又是与“自然”灵犀相通的。因此,梁实秋把书名中的“wuthering”一词译为“咆哮”,既体现出自然意象“风”的声音,又暗示了“人”内心歇斯底里的呐喊声。在“自然”与“非自然”、“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纠缠与和解中,梁实秋的译名选择与艾米莉对于书名的理解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其实,在讨论“人性”的问题时,我们不可能离开具体的人物形象。因而,追索梁实秋借助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林顿形象的“重塑”,则构成了第三章的主要内容。通过梳理孔子的“中庸”与亚氏的“Мεσοτη?”(中道),笔者发现二者在“不走极端”“恰到好处”的层面上比较接近。因此,当梁实秋把“resignation”翻译为“克己”时,既赋予了林顿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格,又使其与亚氏倡导的“节制”相辅相成。此外,“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强调“中和”的观念,注重的是“礼制”规范下的伦理道德,梁实秋的译本中也多处凸显了“礼”的思想内涵。然而,“礼”既有“中和”又有“分疏”,在这种“分疏”的等级制度下,林顿与兴德莱对待希兹克利夫的方式即促成了后者的“复仇”。至少在艾米莉看来是如此,因为她一直坚守着基督教“以牙还牙”的“正义”;但是,梁实秋却认为希兹克利夫是“有罪”的,应该按照“佛教”的教义来进行“忏悔”。那么,第四章的重点就主要集中在梁实秋“佛教”观念的“前理解”对原文词语的“替补”及其对希兹克里夫“复仇”与“救赎”的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