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一般认为是想象的创造物。但从想象入手来研究文学翻译，研究想象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的翻译思想家却并不多见。相反，由于深受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往往以理性为终极的运思模式，以挖掘文本中“不变的”意义为己任，忽视文学本身特有的“反逻各斯”倾向。如此一来，文学翻译将可能会在逻辑单一化思想的掌控下，成为理性“化异为我”的工具，“他者”因而也就成为被压制和漠视的对象。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趋向终结，“逻各斯中心主义”正遭受全面批判的语境下，想象并不只是在艺术创造领域才能纵横驰骋，它已经成为可以摆脱理性束缚的一条通途，让我们在概念思维停止的地方“自由飞翔”。 在这样的语境下，探讨想象和文学翻译的关系、文学翻译中想象可能发挥的作用，便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一，能够揭示文学翻译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束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可以彰显文学翻译的“反逻各斯”倾向；三，有助于实现文学翻译的伦理：创造“自我”与“他者”的“团结”；四，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想象和文学翻译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学翻译的“诗化”本质。 本论文采用理论探索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想象和翻译的关系问题。首先，依托罗蒂想象创造公共“团结”的思想，从学理上分析论证想象超越理性束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在文学翻译中发挥作用可能的表现形式。之后，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剖析具体的翻译行为和个别译本，进一步阐释这种理论探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推出想象可以实现文学翻译中“自我”和“他者”的和谐相处，达成她们/他们/它们的“团结”。 本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以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为起点，阐明了想象和文学翻译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本研究的重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最后介绍本文的理论依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以及各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主要论证，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下，想象实现文学翻译“团结”的可能性。 首先，本章通过历史回顾指出，想象的历史就是摆脱理性附庸地位、自由“飞升”的历史。其次，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推出想象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的定义和特点。我们认为，它是将“不在场”的事物带出，继而使之与“在场”的事物“统合”，最终将它们构建为“共时性”整体的能力或过程。它具有历史的、自由的、创造的和伦理的四个特点。再次，在简单介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之后，对他所提出的公共“团结”思想以及想象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加以勾勒。简单说来，“团结”指向“自我”对“他者”的责任，是“自我”对“他者”的容忍与接纳。想象，在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中以“创造隐喻的官能”形式出现。启动想象，以“设身处地”(想象的第一个作用)为前提，通过建构乌托邦营造出“诗化”的语境或空间(想象的第二个作用)，利用再描述(想象的第三个作用)就可以创造出公共“团结”。最后，通过论证可以把创造“团结”的想象视为一种再描述的官能，同时把翻译视为一种再描述，本章得出结论：可以把翻译视为一种形式的想象。如此一来，翻译在想象力的观照下，便可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相处，实现她们/他们/它们的“团结”。 在论证了想象可以创造文学翻译的“团结”之后，本文把想象的上述三个作用加以细化，进而把它们相应地运用于翻译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起始的面对“他者”；随后与“他者”展开交流与沟通；最后通过再描述完成翻译过程)，并在后文三章之中，对其实现文学翻译的“团结”的作用进行阐述。 第三章讨论想象在翻译的第一个阶段中所起到的作用，即在面对“他者”时，想象如何可以飞离“在场”实现“自我”对“他者”“设身处地”的认同。本章是以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对翻译的掌控来展开论述的。首先，对“在场”及其“主客二分”的表现形式进行界定，并进一步明确这种表现形式所具有的外在性、理性至上和同一性特征。其次，从翻译理论建构、具体的翻译行为和个别译本的某些表现三个角度，来分析上述三个特征，并试图阐明“在场的形而上学”操控下的翻译是如何“化异为我”的。再次，引入想象的“飞离在场”帮助翻译摆脱“化异为我”的工具论地位。想象的飞离“在场”主要包含离开“在场”，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设身处地”三个层面的意思。它可以通过移情来实现。移情就是要把“他者”视为另一个同样独特的生命个体，在“物我合一”、“人我合一”中去“设身处地”地体验事物和“他者”的“是其如是”。最后，论证移情如何反拨翻译中理性“自我”对“他者”的暴力压制，实现对“他者”“设身处地”的认同。研究表明，移情的引入，可以从理论上修正斯坦纳所提出的“阐释的运作”中暗含的暴力改造倾向；能够纠正“化异为我”的翻译行为；可以超越主客二分的概念化思维，在直观中对“他者”进行整体的把握。 在通过移情把“他者”视为另一个同样的生命个体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自我”与“他者”这两个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的问题。 第四章探究想象在翻译的第二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即想象如何通过“居间统合”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与沟通。论述的展开以界定何为“居间统合”开始。想象的“居间统合”是指，想象能够营造出一个“自我”与“他者”对视、交流、同生共在的“诗化”空间，并在其中促成二者之间的“诗意”统一：它不以概念的形成和“同质化”的出现为最终目标，而是要促成二者在保持彼此差异的同时趋向会合。其次，指出理性至上意味着，“间”的缺失在翻译中会导致以交流为己任的翻译沦为理性“单一话语”的传声筒，进而造成翻译本身的缺失。再次，阐明想象建立的“诗化”空间能够保证翻译的“间”性，同时以杂合的形式实现“自我”与“他者”的“诗意”统一。最后，从概念思维和想象思维的统一、译者和作者的生命应和以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调和三个方面，以几个典型译文为案例，来分析这种“诗意”统一在文学翻译中可能的表现形式。 “自我”与“他者”的“诗意”统一，必然要在译入语语境中“开花结果”。因此，下一章主要探讨文学“意象”在译入语语境中的“再造”，即想象在翻译的第三个阶段中所要发挥的作用。 第五章的主题是，想象通过“意象再造”来实现文学翻译的“团结”。首先，对“意象”加以界定，并通过历史回顾，推出“意象”的作用。我们认为，与理性试图趋向不变的概念王国不同，“意象”力图做到的是，在以语言为媒介的同时，超越语言的概念束缚，通过切入生活世界，来表达生活的脉动。其次，在分析雪莱和克罗齐对翻译的看法的基础上，指出文学“意象”是无法机械复制的。再次，阐明“意象”可以通过想象的“再描述”，来实现它在跨过语言边界之后的“再造”。这种“再造”，由于是以移情为前提，用对话作铺垫，因而是一种“通而不同”的“意象再造”。最后，论证这种“再造意象”的杂合性：“自我”与“他者”的生命汇合，决定了我们虽然是从“自我”出发，却不会回归一个不变的“自我”。相反，我们在改变“他者”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共在的语言与文化环境。这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与融通，不会走向单一和简约中的“同一”，而只会走向多元的和谐共存，因而最终能够实现文学翻译的“反逻各斯”倾向，达成文学翻译的“团结”。 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此章首先对本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进而点出了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以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自由飞升的想象为着眼点，以罗蒂所提出的想象创造公共“团结”的思想为依托，把想象引入到文学翻译研究中来。通过探讨想象在整个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最终得出结论：文学翻译在想象的呵护之下，由于能促成“他者”的伦理，促成“自我”与“他者”的“团结”，同时显现出文本“诗化”的本质，因此，它可以保证文学作品在新的语境中生机勃发、生意盎然。 作为探讨想象和文学翻译关系的初步尝试，本研究在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此外，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可以从想象在个人创造中的作用以及想象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等视角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