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观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表达了日本国民痛恨战争、渴望和平的意愿;另一方面则宣扬了“反对战败”、“日本受害论”的思想意识,表现出了淡化、模糊侵略罪责的思想倾向。这种矛盾性的战争与和平观是由日本作家自身的矛盾性及其对战争和战后社会的矛盾性认识所决定的。战后日本作家对战争和战后社会体制产生矛盾性认识不是偶然的,是与他们在战争中的特殊经历和战后社会体制的特殊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时期,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统治下,日本作家与日本国民一起参与了侵略战争。战争不仅给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本身造成严重后果。由于许多日本作家在战争中既是侵略他国“加害者”,又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他们是以日本民族主义立场认识战争的。因此,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观也具有“矛盾性”。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观既有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揭露与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反对战败”和“日本受害论”的思想;既有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也有对侵略罪责的淡化与模糊。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没有成为“加害者”,但也同样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深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危害,于是在创作中表达了反对战争、追求民主与和平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因素,他们对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占领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感到不满,表现出了对战后社会的反抗意识。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早期创作中同样是以民族主义思想认识战争和反映战后社会的,其战争与和平观明显带有日本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江逐步超越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在创作中表现出了追求世界和平的崇高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