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人违约补救权可以应对我国《合同法》在违约救济制度上存在的利益失衡问题,但在具体构建中有两方面问题无法回避:其一,出卖人违约补救权行使要件的内容尚未明确;其二,出卖人违约补救权行使要件中部分法律概念的具体内涵尚有争议。通过明确我国出卖人违约补救权行使要件的内容和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内涵,完善我国出卖人违约补救权的行使要件理论。除引言、结语,全文共有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我国出卖人违约补救权的行使要件之争。在考察与借鉴国内有关研究成果和域外立法例,我国出卖人违约补救权的行使要件应包括出卖人及时通知补救意思、出卖人补救期限合理、出卖人补救方式合理、买受人无合理的拒绝事由。第二部分,出卖人及时通知补救意思。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出卖人原则上应立即进行通知,如此才能被视为“及时”。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出卖人应以“毫不迟延”的标准通知买受人。通知的内容应包含具体的补救期限和补救方式。通知的生效原则采用“到达生效主义”,通知的在途风险由出卖人一方负担。第三部分,出卖人补救期限合理。对于如何确定或推定补救期限的合理值域,本文提供了五种思路:直接适用法律规定来确定、类推适用法律规定来推定、参考行政管理期限来推定、依据交易习惯来推定、参考合同有关条款来推定。除上述思路以外,可以结合一些考量因素对补救期限是否合理进行判断。这些考量因素包括:合同约定履行期限、标的物的类型和性质、买受人合同目的或履行利益、违约程度或者原因等。考量因素的作用在于:其一,调整经过上述五种思路确定或推定的合理值域;其二,判断补救通知中载明或表明的补救期限是否合理。第四部分,出卖人补救方式合理。应弱化或者降低判断补救方式合理与否的标准。这主要是考虑到在出卖人承担补救费用并受“补救期限合理”要件的约束下,买受人一般不会因出卖人的选择而承担不利后果。但这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放任出卖人随意选择补救方式。在出卖人补救质量瑕疵时,立法规范依然需要明确修理、更换的适用空间,以此为买受人反对或抗辩补救权、出卖人判断补救方式是否合理、法官裁量出卖人行使补救权是否有效提供判断的依据。出卖人可以优先适用修理的补救方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修理不能、修理费用过高的情形下,出卖人选择更换的补救方式是合理的。在判定修理费用过高的标准时,宜采用相对费用过巨理论中否定学说的标准,即修理成本与更换成本的比值大于等于110%。此学说采用“110%”的较低标准,出卖人可以较为自主地选择补救方式。第五部分,买受人无合理的拒绝事由。合理事由应包括:当事人的事先约定、出卖人拒绝履行、出卖人迟延履行定期债务、出卖人违反义务的类型不能补救、依照法律规定排除适用。我国出卖人违约补救权适用范围应是迟延履行非定期债务、瑕疵履行和造成履行利益损失的加害给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