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政策实施以来,中泰两国在积极推进“企业外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看,对中泰两国在“企业外交”领域的关系模式的探讨仍存在空白,对中泰“企业外交”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的认识也存在局限,对中泰“企业外交”在具体推进中所存在着的利弊得失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总结。为此,本文以中泰企业外交为研究对象,主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泰“企业外交”的模式是怎样的?（二）中泰“企业外交”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三）中泰“企业外交”在具体推进中还存在哪些障碍和问题,未来走势如何?这样的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企业外交”的兴起、概念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了搭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试图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泰企业外交进行必要的考察和分析。理论框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首先是“行为体”假设维度。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行为体的假设,大多以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为主,以此来解释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并由此而类推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同样拥有类似的行为逻辑。本文承认这一假设的必要性,但同时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行为体行为能给出必要解释的“社会人假设”与“文化人假设”,以此来丰富对行为体行为进行解释的理论视角,尤其是加强了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为的认识和解释。其次,“认同与关系”维度。关系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家秦亚青教授最新提出的一个具有范式性的概念,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企业的相互依赖与共同利益关系,以及更好地理解“关系”在建构企业外交中的作用。第三是“关系模式”维度。跨国企业所推行的企业外交,理论上应该具有重视缔结良好的关系,注重打造彼此互利“关系模式”的基本诉求。用“三角关系”模式将能够更清晰地解释中泰共建“一带一路”的企业外交关系、作用和存在的问题。这三大维度,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选取了两个典型个案,一个是泰国的跨国企业正大集团,一个是中国的跨国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它们是中泰企业外交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主体。通过把这两个典型案例放到上述理论框架中去进行全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泰企业外交相互建构的关系模式,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最后的评估,则对中泰企业外交的特点、挑战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透析,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未来努力方向。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企业外交能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泰企业外交在模式形成上更偏重于关系模式。企业不仅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与文化人,有长远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企业在与国家活动中,有着共有观念下的行为协调一致性。“一带一路”作为观念性的公共产品,不仅为中泰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合作共赢的平台,而且也为中泰企业外交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合作平台。中泰企业外交注重协调彼此和政府间的三者关系,注重打造相互依赖的关系模式,注重打造共同利益的关系模式,在共生中寻求一种包容性发展的关系模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泰企业外交能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