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共通语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苏联作为曾经的多民族、多语言大国,“如何处理共通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成为贯穿其语言政策的一条主线。苏联语言政策的实践对多民族国家的共通语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中,苏联建国初期实施的语言建设是该国语言政策活动之滥觞,这段历史对了解俄语作为国家共通语的起源及发展极为重要。然而,这一时期的政策与实践却极易被中西方学术界所忽视。本研究从倡导联盟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语言政策与规划目标综合框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苏联建国初期（1917—1930年代）俄语政策的内容、特点、影响因素及后效,进而探索共通语政策的过程机制。本研究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俄语政策的内涵和影响因素是什么?（2）俄语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3）共通语政策的过程机制是什么?本研究遵循历史研究的路径,收集的数据包括历史政策文本、人口普查数据、教材、媒体文本、政策决策者语录、学界研究著作、当代权威专家访谈等等。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和历史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俄语政策的历史背景、政策内容、特点、影响因素以及后效。此外,在针对内部影响因素分析的过程中,研究采用历史话语分析方法对苏联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话语进行挖掘,研究了列宁和斯大林针对俄语所持的政策理念。这三种方法相辅相成,增强了研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最后,通过对苏联建立初期俄语政策的讨论,提出了共通语政策的过程分析框架。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1）苏联建立初期,为了巩固新政权,苏俄实施的第一项语言政策（即语言建设）秉持“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核心理念,以多语制作为民主、平等的象征,牺牲了语言的统一性。在语言政策核心理念层面,语言政策决策者有意识地放弃“国家语言”这一表述,在语言政策的显性层面没有赋予俄语任何特权。这一做法既在国家层面保证了各语言的平等性,又充分利用了俄语的中立性,并对苏联建立初期的国家整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多语主义语言建设的背景下,政府始终没有否认俄语在经济流通、族际间交际中的纽带作用。“促使俄语为社会主义新国家而服务”成为俄语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的动力。在政策实践当中,苏联语言学家对索绪尔“语言政策不可能”的观点发起挑战,他们所开展的俄语标准化、俄语字母与拼写简化、词汇现代化等本体规划举措,提升了俄语表达新社会、新事物的能力,使其成为社会功能最具优势的共通语。因此,在苏联建立初期,俄语政策的本质是“发展一种能够团结所有社会阶层”的共通语政策。（2）俄语政策的变迁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内部因素方面,苏联二元主权的政治体系决定了语言政策的权力分配机制。其中,苏共中央始终占据了决策的主导权。苏联宪法在语言问题上坚持“语言的法律平等”和“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两项基本原则。此外,在问题领域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社会文化价值当中,帝俄时期遗留的语言功能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成为国家建设的阻力,影响了苏联社会对俄语的认识和判断。在语言建设后期,国家发展路线的变化改变了决策主体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在外部系统事件方面,经济条件的变迁、全民文化水平的提升,凸显了俄语的交际价值、经济价值以及文化价值。此外,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成为影响政策变迁的重要外部事件。由此以来,1930年代后期,“将俄语建构成为一种符合‘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管理’‘全民交际’的共通语”成为俄语政策的核心路线。然而,为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核心理念体系不受质疑,“各语言平等”的核心理念始终没有被改变。（3）一项成功的共通语政策不但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而且取决于有效的语言政策协调机制。由于语言政策不是一个独立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决策,因此它的决策和运作往往基于特定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在制定和实施稳定的共通语政策时,决策主体通常需要对外部因素进行考量,以更好地理解语言在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需要承担的任务和挑战。其中,尊重不同政策主体的价值和贡献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