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长期坚持的理念。目前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非常突出的难题,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关注资源环境问题,即要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率作为刻画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程度的一个有效指标,可以综合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各省市2002-2014年的数据,综合比较测度效率的方法,选定超效率模型,从经济、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选定投入和产出评价指标,计算“生态效率”这一可持续发展指标。结果表明13年间的平均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区域生态效率值的差异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平均生态效率值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平均生态效率值大于西部地区的平均生态效率值。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本和地区生态效率值相符合。而生态效率水平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制密切相关。财政政策与地方政府的晋升机制不仅会对本地区的生态效率值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周边地区的生态效率值产生影响,即溢出效应。基于生态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和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制的溢出效应,选定空间计量模型。基于模型的检验后,选定空间SDM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实证部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全国、地区和按地方政府竞争引资的来源来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生态效率不仅受本地区财政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还受周边地区生态效率及其解释变量的影响。在加入财政分权变量后,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对区域生态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三大区域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来看,自西向东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同子样本对于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三大主要外资来源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在改革现行的财政制度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示范和溢出效应,实现跨区域的经济和环境治理合作达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