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由“艺术”元素到“文化”元素再到“创意”元素对城市类型发展的推动性转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创意城市”的讨论也从西方创意城市的构建理论到中国创意城市类型的应用实践中逐渐蔓延开来。实际上,创意城市的概念在中国并未完全被理解。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城市只有在大规模范围内享受到创意带来的成果时,才能被称为创意城市。所以,北京、上海、深圳等渴望加冕真正创意城市桂冠的城市仍需要继续努力,才能获得创意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成果。对于文化政策与创意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城市将文化创意融入城市规划并渴望获得城市再发展的目标。从创意城市的发展类型来看,根据其形成并繁荣的方式,可以粗略地分为自发形成和引导出现两种方式。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手段—目标”型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政策导向下的创意城市构建模式更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文化政策导向下的创意城市构建策略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创意城市路径构造的可能性,创意城市未来可以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之一；二是文化政策推动创意城市构建的可行性,这自然针对的是“自上而下”出现的创意城市模式,那些自发聚集而形成的创意领地并不包含在内。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制定以达到创意城市为目标；三是在文化政策推动的共性下探究城市发展的个性,从城市自身的特点出发寻找不同的构建方法。本论文通过回顾文化政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创意城市构建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政策导向下的西方创意城市三种构建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探究文化政策在不同城市基础、不同构建策略中的作用,试图指出政府、政策在创意城市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成效和面临的问题,为我国创意城市构建提出参考价值。最后一章则结合我国城市特点探讨西方创意城市构建策略应用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可行性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