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自由权是现代民众的一种基本权利,而利用公共运输工具作为出行的方式则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因此我国法律通过让公共运输企业负担强制缔约义务来保障这一现实需求的实现。由于实定法的这一规定,普通民众均已获得了一种选择公共运输工具出行的自由意志,类似于法律赋予了公民的一项权利,所以本文将此种意志自由称为“公共运输工具乘坐权”。然而,近年来公共运输企业及公共运输部门通过拟定“黑名单”将个别人排除在乘坐公共运输工具的大众之外,拒绝为其提供服务,进而行政机关也开始出台政令限制某些类型的人员享有公共运输工具的便捷,人民法院也发布限制消费令达到同样的效果。种种现象表明,公共运输工具乘坐权并非是任意性的,它也是有限的。然而这些限制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这种限制是正当的吗?如果是正当的,它的界限在哪里?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本文第一部分阐释公共运输乘坐权的相关概念及提出的意义。公共运输工具乘坐权类似于法律赋予的权利,来源于民法中对公共运输承运人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是人权中自由出行权的体现,实质上为具有强制性质的缔约权。因近年此种出行的自由意志的范围受各标准、政策不断缩限,以权利角度探究论述可以使其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保护。本文第二部分讨论了对乘坐公共运输工具行为进行限制的现象。对公共运输中一般乘坐限制的现象以及航空、铁路运输中乘坐资格限制的现象进行梳理和分类定位。一般的乘坐限制在不同公共运输行业是普遍的,属于公共运输企业基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的履行。航空公司等运输企业设定的禁止乘坐是其利用自身自由缔约的地位对负担的强制缔约义务的豁免。国家机关颁布法令限制个别人乘坐特定的交通工具,是对行为人乘坐资格的减免,可认定为是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本文第三部分研究了限制乘坐公共运输工具行为的正当性。一般的普遍性禁止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公共运输安全与秩序,应属于公共运输工具乘坐权利人承担的基本义务。而公共运输企业以何种目的设定禁止乘坐都无法避免随意性和不平等性,应予以禁止。国家机关对乘坐资格的限制,这种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具有其他措施难以代替的法律效果,亦可在其他法律规范中寻得,应认可民事权利能力在具体适用上的不平等性。国家机关进行此种限制时不仅应将公共运输安全与秩序纳入利益衡量中,也应合理考虑法院和其他机关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本文第四部分讨论了对公共运输工具乘坐权利资格限制的界限。基于前文已对各利益间进行了衡量,本部分对现有规范中的范围进行重构。具体来看,现有涉及公共运输安全与秩序以及在其他领域中作为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予以认可,仅作为惩治措施或是其他超出必要性范围的限制情形应当被摒弃。应分类为危害公共运输安全秩序的行为、人民法院执行中需采取限制消费的行为、其他社会经济领域中应采取限制消费的行为三类。同时应完善通知、执行等程序,以保证权利人享有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