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美国爱荷华之行后,王安忆颇为强烈地感觉到她的写作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王安忆的写作危机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王安忆的写作危机来自于美国之行对她精神理想的冲击。在创作“雯雯系列”小说的时候,王安忆用崇高的精神追求来映衬平庸的世俗生活,雯雯们始终坚持对超越物质的精神和理想的肯定。访美回来以后,遭遇了“文化震惊”体验的王安忆对理想主义产生了动摇,她发现理想不得不向琐碎的日常事务妥协,和周遭的平庸妥协。其次,个人经验的日益狭窄化和在创作上期待有所突破的矛盾困扰着王安忆。在逐渐进入职业化写作之后,王安忆的经验世界日益变得狭小,对经验的认识也逐渐固化。在《本次列车终点》和《流逝》等小说的创作中,王安忆将个人经验融入文学思潮,但也保留了鲜活的个人经验,前者在知青文学中有一定的独特性,而后者显然无法完全纳入反思文学的思潮。然而,在《69届初中生》中,王安忆试图走出个人经验,却因思想力的不足,只能归于主流知青文学思潮对“文革”的简单控诉性描写,以此反映“文革”对知青人生的灾难性影响。王安忆关于知青的记忆慢慢地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收编,对知青经验的回忆已经逐渐被纳入集体记忆中,知青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逐渐被王安忆简化。爱荷华之行,陈映真提醒王安忆不要沉浸于一己悲欢,于是,王安忆对文革的不幸遭遇是否值得书写产生了怀疑。同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质疑,让王安忆生出写作要汇入国际性思潮的渴望。最后,王安忆迫切渴望得到评论界认同,成为一位“大气”的小说家,“进取的焦虑”也是写作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之行所生发的“西方/中国”与“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与王安忆她原先的农村经验互相激发,恰逢“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使其《小鲍庄》阴差阳错地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王安忆因此重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她也得以顺利渡过写作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