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型的资本融资工具和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和其他资本融资工具(如担保融资、项目融资)的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其破产风险隔离的机制。但是,在移植和引进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时,围绕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机制的构建,在本土法制环境下,采取什么样的资产转移方式,以及什么形式的SPV机构才更易被接受吸纳并具有风险隔离的操作性,这一点目前还是值得我们在法律上进一步加以探讨的。本文着重从三点加以讨论:一是在“理论上”尝试论证风险隔离机制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制。学界关于风险隔离机制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法律机制,已经能没有什么争议。但学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移植西方的资产证券化成功模式上,诸如如何实现真实出售,SPV应该选择哪种模式等,而较为详细的在理论上论证“风险隔离机制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法律机制”,却较少涉及。因此,笔者首先解决在本文中提出了几点论证意见以作尝试。二是以资产证化中资产转移阶段的法律问题探讨为中心,通过比较分析“真实出售”和“信托转移”,着重探讨在资产转移中采用信托模式所具备的风险隔离的优越性。三是讨论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模式的选择和更显隔离机制的关系,并认为信托都是一种较之其他方式更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是我国资产证券中构建“风险隔离机制”的最便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