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以来,安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安徽农业总产值达到1418.1亿元,是1978年53.8亿元的26.4倍;粮食产量3023.3万吨,是1978年1482.6万吨的2倍多;农民人均纯收入4202.5元,是1978年113.3元的37倍。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已经被纳入全球的框架之中,与世界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应对农业国际竞争,推进农村现代化,必须把发展农村产业放在优先的位置,其中重要的是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为此,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完善和创新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经营制度,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一定的形式与他人、国家和市场发生经济活动所遵循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农业经营制度反映的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土地经营者以土地为基本要素与他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产业视角看,农业经营制度变迁也反映了基础产业与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以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制度绩效为分析框架,以农业经营的主体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为基本逻辑,以农民与国家、集体、市场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从农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国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农业税收制度等维度实证考察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过程。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从时间跨度上讲,是指建国以来安徽农业经营制度所经历的变革;从空间概念上看,是指作为中国农业大省的安徽在农业经营方面所进行的创新。安徽作为中国的一个典型农业省区,其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过程折射出中国当代农业经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创新决定制度绩效,制度绩效引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发生不是自发演进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绩效偏好。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演进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影响,绩效偏好中的主要方面经济绩效偏好和意识形态偏好相互作用,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收敛、基层实验的受挫与创新。安徽基层实验的成功引发了一系列规模更大的试验,最终导致中央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改革为意识形态变化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显示了基层实验和意识形态变化是如何引致有效的制度变迁的。建国后,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包括:土地改革后、公社时期、大包干时期和税费改革以来这样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农业生产组织的关系、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市场的关系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产品分配制度和税收制度等,正是这些制度的产生与更替,型塑了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革与创新的鲜明图景。土地改革是建国后中国农村社会“三次革命”之首。土地改革是调整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均分土地的目标实现与制度安排,为经济主体实现潜在利益提供了现实的路径,使制度潜能的实现成为可能。安徽农业“三项改革”是安徽农业经营的第一次创新实践,实现了更高的制度绩效。但是,国家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将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农民的私有产权形式就必须改变。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人民公社制度是以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安排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现实路径。公社制度是一种“有效”选择,但“有效”并非“有效率”。由于公社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无法避免,最终导致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责任田”的产生,是安徽应对农业大危机农业经营制度的又一次创新。“责任田”在产权安排上实行使用权的有限分解,在合约实施上改变了“自我实施的合约”的监督和激励方式,降低了交易费用,减少了“搭便车”现象,将“外部性”内化,实现了更高的制度绩效。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社制度下的安徽农业生产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安徽小岗农民的“大包干”实践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大包干”的产生,得益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制度非均衡、制度装置诱引、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刚性的弱化、效用取向的趋同是“大包干”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重塑了微观市场主体,解决了劳动监督和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使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优决策得以实现,从而实现了农民和国家收益上的帕累托改进。这是承包责任制产生的根源,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制度安排的效率与效果不仅是其自身的函数,而且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随着农村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经营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弱质性日益凸显。税费改革前,安徽农业经营面临新问题,农民负担加重,增收缓慢。农业收益的分配关系在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是导致问题的制度根源。税费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利益博弈,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作为利益直接相关者参与了角逐,成为博弈主体,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是博弈均衡实现的过程。论文通过对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进程的研究,得出以下经验:贯穿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过程的主线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土地制度是农业经营制度的核心内容,其产权变革对于农业经营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选择与产权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这在大包干之后安徽农业经济的发展中表现明显;制度变迁方式与农业经营的绩效密切关联;在农业经营制度供给体系中,扩大制度选择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对于制度的有效供给意义重大。本文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从概念入手,厘清了农业经营制度涵义、相关因素,阐释了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建立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公社时期、大包干时期以及税费改革以来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历次变迁与创新,并运用相关理论进行了解释与评价。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第七章对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针对安徽农业经营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创新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路径设想。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1)概念与材料创新。首先,厘清了农业经营制度的概念。对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学界有着清晰的认识,而对于农业经营制度,理论界却缺乏基本的概念认同。本文从农业经营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联系入手,分析了农业经营制度的涵义。其次,论文以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典型省区安徽作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纵向变迁为依据,实证研究了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过程,实现了研究材料从宏观宽泛到微观具体的突破。(2)新的考量维度和分析框架。论文以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的产权关系为基本逻辑,以农民与国家、集体、市场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从农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国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农业税收制度等层面考察农业经营制度,以新的考量维度分析了当代安徽农业经营制度的的变迁过程。论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以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制度绩效为分析框架,以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工具,探索安徽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环境、过程、原因、动力和绩效,揭示制度创新的作用,并且总结经验,为安徽乃至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