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建设和普及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极大的改善了区域间的交通状况,并对区域关系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高铁具有的“时空压缩效应”降低了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显著提高区域间人口与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中国当前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一段时期内,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向大中型城市集聚仍是人口空间形态的一个基本变化趋势。然而,高铁网络日益完善带来的交通便利化,对于不同区域和类别的城市人口集聚有着差异化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人口集聚在空间上的“核心—外围”现象,并极大改变中国人口的宏观、中观乃至微观层次的人口空间分布和集聚格局。本论文从高铁网络对城市集聚影响的差异化入手,对“高铁时代”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度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总结高铁网络运行对人口集聚影响的一般规律,构建定量评价两者关系的计量模型,并使用全国234个地级市2008-2017年的人口、高铁运行和其他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高铁时代”下中国人口集聚度在不断增加,集聚省份也更加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进入“高铁时代”以来,东部地区人口集聚度有所增加,而中、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度略微下降。本文对样本按城市特征划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全国层面高铁开通对人口集聚存在促进作用,高铁设施越便利,越能够促进人口集聚,而高铁线路的增多则容易导致人口外流;不同类型的城市高铁建设对人口集聚影响存在差异性,地理优势越高,高铁开通对人口集聚的正向效应越明显。在以城市发达程度进行分组研究时,发现“一线”和“二线”城市高铁建设对人口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而受到核心城市生活成本的影响,高铁线路数增加,城市人口可能会出现外流现象。在分区域研究时,高铁建设对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高铁开通对人口集聚呈现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则呈现抑制影响,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东部地区人口开始逐渐向外扩散。高铁网络的建设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加速东中西部地区要素流通,为东部地区提供人力资本输送时,也能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当前城镇化提升越来越困难,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均衡发展,本文基于城市差异性研究高铁建设对人口集聚的影响,能够有针对性的为加强城市群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同时,高铁建设为突破“胡焕庸线”提供契机,但由于西部地区高铁建设的时间尚短,东、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过大,致使中国人口集聚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