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处于文献经典化的关键时期,秦火之后经籍多需要重新写定,汉代对于旧有典籍进行整理编写,既在文字、文本形态层面对于典籍进行改定、整合,也在经典意义层面进行重新阐释,灌注以符合时代需要的解读。本文选取西汉校书活动为切入点,重点关注西汉文献工作中的制度性安排,并由此探讨在国家制度建构与思想整合的时代背景下,西汉学术体系以及文学形态两者的形成路径与显著特征。第一章就西汉文献工作史实着笔,讨论西汉收书、藏书情形,以及处所、职官等问题。自汉兴以来,文献蒐集工作不绝如缕,并在继承先秦文献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汉代成熟的收藏管理制度。特别是在藏书处所及典守职官等方面,西汉藏书有着内、外两分的鲜明倾向。尤为使人注意的是,内书地位逐渐上升,其职掌情况也随着汉代制度变化而变化,大体上是依附于汉代内朝权力构建而变动,文献工作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第二章在史实讨论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西汉所收书籍为何种、书籍如何分类、各类文献地位孰轻孰重等问题,并就此论及西汉不同阶段重视不同性质的文献,深层次原因在于学术风气的转移。藏书的“内、外”两分格局,也恰可用来分析汉代中央官学的基本格局,以及由此导致了对于文献的分类处理。“六艺”类典籍作为先王成法,成为各类思潮争竞时的话语资源,在汉代确立了“经典”的至上地位。随着汉代学术主流形态几番更易,“内学”的名头也进行了几番更迭,文中以谶纬“内学”为典型,分析了特定知识观念、文献典籍在此学术框架中的变动。最终刘氏父子通过校书建构了西汉文献谱系,重构了先秦的知识系统,确立了各类文献的地位,而其最终目的还是追求建立汉王朝“以内统外”“内外相应”的新王官学。第三章论在周制雅文化规范失序的背景下,随着秦汉国家制度建构的不断完善,汉字书写系统的趋稳态势与经典的文本化是如何相向而行的。正音、正字工作是大一统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文字”在短暂的秦朝或可视为政策问题,但在汉朝就已经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文化问题。随着隶书规范化的不断提升,其最终与篆书同成为汉代的通行文字;正是在以校书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工作中,逐渐建构起了一套稳定的汉字书写系统,而稳定的文字书写系统也为经典文本的定型提供了保证。当然,此期经典的传授仍处于口说与文本并行的阶段,师法、家法、今古文字等因素,都对经典文本化在汉代的生成过程产生着一定影响。第四章论汉代以六艺经典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工作,对于汉代文学形态发展的影响。重点关注在知识传播形态由口传到文本的转变过程中,文学创作如何在体式、生产形态、“宗经”观念等多层面开进,最终形成西汉文学宗经尊体的强烈意识。经典文本是汉代文献体系中的最重要者,是王朝推行“正字”进行文化建设的标准本,是文本书写的典范,故而汉代创作以经书文本为宗,为摹拟对象,为文体生成之渊薮,也就是自然之理。同时,汉代文献整理工作中篇章命题、作者命名等经验,校书人员书写、创作才能之培养锻炼,也都是汉代文学发展的莫大助力。论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献工作中的“内、外”两分格局,分析了其内在的制度与权力结构因素,并将之扩展到对西汉文献分类、知识观念整合、学术体系建构等层面的观照,指出西汉新王官学体系是以“以内统外”“内外相应”为旨归的。同时,对于汉代文学形态展开以及相关观念的考察,将之放到知识传播形态变化、典制仪式消解与重构的文化背景中,并将其与西汉校书工作相结合,可知汉代文学形态的内涵完全是在汉兴以来文献及学术工作的进展中充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