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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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核心地位,君权至高无上使得君主之私德不仅为个体道德问题,亦关乎社会治乱。因此,在缺失他律性之情况下,君主能够自我约束便显得尤为重要。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基,纵观前古,大多开创盛世之君主重德修身,而君主轻视道德修养易致天下大乱。《群书治要》是唐朝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中国古代经、史、子书辑录精华以资辅政,形成一套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之思想理论体系,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思想理论基础之匡政巨著,亦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经典之作。南宋以后,《群书治要》于中国失传,所幸该书由日本遣唐使带至日本,引起了日本皇室关注,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多个版本,后于清嘉庆初年重返中国,故为一部尘封千年之佚书。《群书治要》资于政事,务乎政术,大量展现前古君主治国理政得失,集中体现了君主修身与治国优劣之间的关系,堪称一部展现中国式领导之道的巨著。本研究通过梳理《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挖掘古代君主通过修身实现德治之途径,为当代领导群体“修己安人”治理方式提供理论基础,并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世界提供历史文化依据。考察“修身”字义知“修身”字面意为“修饰身体”,后引申则为“修养身心”,由修饰于外过渡为修治于内。《中庸》为“修身”确定了成圣成贤之目标,《大学》“八条目”将“修身”确立为“德”与“政”衔接之重要中枢。《群书治要》修身思想以从道为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群书治要》总结前代君主个体道德与国家兴衰之关联,得出“钦明之后屈己以救时,无道之君乐身以亡国”之结论,认为“修身为本”“为政在人”,提倡以尧舜为榜样的“内圣外王”之治道。《群书治要·尚书》既关乎君主修身,亦强调“敬德保民”之效用,是将“君德”与“治道”相结合之作品,对其进行选编探究较能代表《群书治要》君主修身之选编原则,通过比对选文与原文发现,《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选编原则呈现以下三种特征: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揭示盛衰之道;务乎政术,以古鉴今,彰显圣王之德;工夫之言,简而易从,直指经世致用。说明《群书治要》去繁就简,对其君主修身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得出展现君主修身与国家治理关系之规律性结论。本研究构建以“知”和“行”的关系为横向逻辑,以道德和伦理为纵向逻辑切入进行考察之修身理论体系架构,在此基础上对《群书治要》君主修身做法进行梳理。首先,在横向逻辑上,《大学》“八条目”提出“修身”以“正心”为源,若要实现修养行为,需有“正心”作为指导行为之本体,故以“知”和“行”关系为基础之“知行合一”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前提。从理论逻辑层面言,障碍“知行合一”之因素为私意,故修身实为格除物欲,去除私意,彰显诚意,达致良知,恢复光明之本体。在人性论方面,《群书治要》认为人之本性欲平,而后天沾染之习性害之,故应去除私欲障蔽之习性,存至善圆满之本性,使心体与天地万物合一,建立万物一体观念,达致“无我”之大人境界。心之本体达到“未发之中”,行为“发而中节”,做到“知”与“行”相合。其次,在纵向逻辑上,“明德”为个体道德层面主体能够去私尚公,“亲民”为“明德”推己及人于社会伦理关系层面之发用。以上构成修身体系之理论基础与体用构建。最后,在实践层面上,为《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在以上双逻辑基础上之运用。《中庸》所提之“达德”与“达道”概括了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下的道德与伦理架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故本研究第三章以知、仁、勇之次序,梳理《群书治要》君主个体立德修养思想,按“知”和“行”关系次序展开为:学以致知、学以致用;仁者仁心、力行爱人;求己自省、改过迁善。第四章在伦理层面总结归纳《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按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之次序展开为:孝为德本、以孝治国;谦德昭明、恭谨慎行;以民为心、戒奢以俭。通过以上框架展现《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之面貌,并通过梳理《群书治要》君主修身例证,得出君主修身对君臣关系及君民关系之影响,进而推至对君主自身帝位之影响,明确《群书治要》所传递出的“德位相成”“位以德尊”“常厥德,保厥位”观点。研究《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有“鉴览前古”之历史镜鉴作用与“贻厥孙谋”之当代价值。在历史镜鉴方面,首先,通过梳理历史上典型君主取国举措,将取国之法分为顺取以天、武取以道、强取以势三者,草创之君主修身立德,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质对国家成立及君主继位有重要影响。其次,通过比对秦二世“逆取逆守”与唐太宗“逆取顺守”做法,得出唯有真正落实《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才能治国安邦之结论。最后,通过揭示历史轮回规律,梳理君主修身与国运盛衰之关系,得出“身修易治,身败易衰”之结论,提出政德融合下君主应以尧舜为榜样,建立起以圣贤政治为依据之政治体制。具体而言,在原则导向上遵循“从道不从君”,由圣贤之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代表人民利益,若君主不贤,则无资格担任君主。在制度举措上采取“大人建制”,由视天下为一家、四海为一人之“大人”建立利于人民之制度。在理想状态下,君主不仅作民之君,亦作民之亲,作民之师,以民为本,爱众亲仁。在当代价值方面,首先点明君主王位世袭制过度依赖君主自律性,有其历史局限性,早已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不妨碍《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有利于当代个人与从政者将个人修身之美德推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齐家方面,领导者提升道德修养有利于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对领导者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有积极推动作用。在治国方面,修身律己为从政人员道德建设之内在机制,践行修身思想有助于领导干部与从政人员提升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领导群体与从政人员严以修身,严于律己,自重自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为民无我有助于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在平天下方面,领导群体与从政人员修身有利于国家与国家间、政党与政党间、宗教与宗教间、民族与民族间平等和谐,形成良好互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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