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作为个体复杂的心理与行为活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受到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由于个体所具有的“非完全理性”特征,因而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决策偏差。特别是在决策中的信息选择方面,人们总是对那些与自己已有态度、观念或先前决策等相一致的信息具有系统性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或行为被称作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而由此产生的偏差即为验证性偏差效应。　　 本研究中,我们将以中国被试为研究主体,采用实证范式的实验室实验方法对验证性偏差效应发生的基本条件和相关的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了检验；并在常规决策情境的验证基础上,引入非常规的危机决策任务情境来进一步明确选择性接触的发生以及相关变量对验证性偏差效应的影响。同时,还将自我价值定向理论这一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理论作为“有价值观卷入”条件下的研究基础和备择解释框架,一方面从新的视角对相关变量与影响作用予以解释,另一方面也将对自我价值定向理论的适用效力和内容予以检验与丰富完善。　　 研究一的3个实验结果发现:信息的选择性接触以及由此引发的验证性偏差效应,普遍的存在于个体的决策行为当中。在对个体信息加工能力的操作以备择信息数量为主要途径时,决策结果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将成为4条备择信息数量水平下影响验证性偏差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决策者信息加工目标的双向态度表达具有降低验证性偏差效应发生程度的作用。　　 研究二的3个实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信息加工认知复杂性因素之后,信息的序列呈现方式相对于同时呈现方式表现出了更低水平的验证性偏差效应；而与决策主体关联较高的决策聚焦操作则引发了个体相对更少的信息选择性接触行为,且决策者对决策结果的坚持性在决策聚焦与验证性偏差效应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态度强度与防御自信作为不同的两个因素,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控制两个变量之后,聚焦方式(信息聚焦/决策聚焦)对验证性偏差效应的影响仅达到临界显著水平。　　 研究三的3个实验结果发现:在非常规的危机决策情境中,负性情绪下的个体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验证性偏差效应,其决策效能在其中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同时,情绪调节行为对验证性偏差效应具有明显的减弱作用,在这种关系中,决策坚持性和决策效能分别起到了完全和部分中介作用；与情绪作用相对应,正性决策框架下个体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验证性偏差效应,而在负性框架下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所产生的验证性偏差效应相对更弱。　　 研究四的2个实验结果发现:在价值观卷入的情况下,个体在信息的选择上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验证性偏差；而当信息选择与其先前决策表现出了在同一价值观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时,个体会启动相应的价值保护机制,使排列较后的价值取向选择让位于排序较前的价值取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