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是外在标志,认同是内心抉择。差异情境下的身份抉择,不仅仅是内心认同的外显,更是情境差异的适应策略。本研究以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朝鲜族乡为田野调查点,从历史文本书写、异乡复合多元文化情境、故乡旅游文化展示等为历史线索和现实情境,对朝鲜族同胞在不同情境下身份的差异化进行描述,对比分析在文本情境中的身份转换、异乡复合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身份适应以及故乡旅游文化展示中的身份凸显,探讨差异情境下的身份选择问题。历史上的宽甸地区属于满族故地,自十六世纪朝鲜族人开始在鸭绿江沿岸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作为帝国的附属,朝鲜族人零星的活动并未进入帝国历史的书写,在宽甸历代县志中也只是偶露峥嵘。清末随着朝鲜族人开始大量进入我国东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群体性生产生活和影响日益增加,朝鲜族人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开始进入地方文献的书写,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更是成为宽甸重要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过民族认定,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得到了法律认可,作为主体的朝鲜族的身份、历史、文化等都已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下露河的朝鲜族人在过去曾经“隐匿”的朝鲜族身份又逐渐“彰显”出来,围绕宽甸朝鲜族的文本书写日益繁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当代,下露河朝鲜族人也逐渐被卷入到全球化之中,告别家乡以劳动力输出的方式出现在异乡乃至他国。远离故土的生活呈现出复合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为一种适应策略和交流工具的身份,下露河朝鲜族人在文化互动中表现了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身份抉择。在韩国,同文同语的便利能有效帮助下露河人获得工作,但成长经历的差异又难以消解其在融入地方社会的障碍。在国内,故乡和特定的文化习俗使得在异乡生活的下露河朝鲜族人对身份的表现呈现出地域性的范畴,而在故乡的下露河人则并不有意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更多以地方社会的成员出现在生活中。旅游开发改变了下露河朝鲜族人的日常生活,特有的文化习俗和民族风情成为文化求异的主要诉求。为了塑造一个“异风情”的展示平台,下露河民俗村将传统服饰、生产活动、传统器物等集中展示在新建立的民俗村中,博物馆式的集中使得原本已经逐渐远离日常生活的文化特征成为了重新讲述朝鲜族人生活的现代性符号。同时,民俗村内外之间,犹如舞台前后台之间,下露河朝鲜族人一方面在前台“表演”着民族身份,一方面在离开民俗村时又恢复成地方一般化居民。本章拟针对民俗村中朝鲜族人身份的多重加工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在故乡与游客的互动中,下露河朝鲜族人身份的流动和转换。下露河地区的朝鲜族经历从异域外邦人到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转变过程,也因此持有双重身份认同,即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双重身份认同的特殊性促使他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利用自身身份的特殊性进行策略性的选择。朝鲜族成员身份的选择,则取决于在不同情境中“我是谁”以及他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