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及其证明力问题既是检验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文明程度的“石蕊试纸”,同时也是衡量刑事法治是否落实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关键性指标。2012年,新修定的刑事诉讼法在借鉴两高三部曾相继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相关内容的前提下,系统地规定了诸如应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等条款,至此,标志着长跑了二十余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终于从理念正式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层面了,实现了立法的落地。同时,为了进一步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规程,借鉴五年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适用中的经验,2017年6月两高三部再次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从侦查到审查逮捕再到审判各阶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详细实施流程,给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该规定还特别明确了辩护时犯罪嫌疑人、律师等相关当事人享有的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各项权利。尽管在继刑事诉讼法修定后两高三部又出台了旨在增强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力求精细、明确,但事实上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长期“休眠”,似乎有沦为“僵尸条款”之嫌。近年来,曾掀起刑事司法地震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无一不是因为承办案件的侦办机关径行越过证据规则急功近利导致的恶果,而上述冤案之所以能够平反也在于能在随后的侦办过程中始终恪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鉴于此,本文以2014年最具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呼格吉勒图冤案”为切入点,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两种方法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优化对策”这一议题:第一部分,在概述“呼格吉勒图冤案”案情的基础上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纸上的法”与“实践的法”严重脱节的质疑;第二部分,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非法证据外延认定难”“非法证据排除时调查举证难”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了当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现实困境;第三部分,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三重现实困境为起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守保障人权优先的刑事诉讼理念”“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设计”“明确应排除的非法证据的外延”“调整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制度”四个优化对策。笔者以期通过以上三部分内容的讨论,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所助益,从而打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僵尸条款”的尴尬处境,促进“尊重与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