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对宋代书籍出版业作出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与解读，揭示其物质、技术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层面之意义。主要基于现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新环境与新趋势，借鉴并采用诸如计量史学、书籍史、阅读史、心灵史、比较史学、文化史等史学理论及方法，试图对研究客体作出整体及微观二方面结合的新的学术关照及探讨。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及书籍的大量生产，促进了中国以往一切知识的聚积、提炼、区分和推广，促进了宋代全部的精神生产及精神生活，开启了对传统经典多重诠释的自由之风和主观之风，从而形成了宋代精神、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多元化、多样性与新意义的生成。宋版书籍是整个宋代精神、生产、知识、思想与文化资源的印刷文本时代之意义客体。宋代出版业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之一。宋代出版业是中国雕版印刷的经典时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刷印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以及富有特色之书院出版、寺院（道观）出版系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此后出版的基本模式。国家及社会的机构、组织及个人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出版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业（职业）。社会形成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一整套出版产业链与出版意义链。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了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政府出版、民间出版、私人出版、书院出版、寺院出版、道观出版呈现为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既展现出各自丰富的出版生态，又共同构建出宋代国家出版的整体格局。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意识、文化、教育、技术诸社会要素以印刷书籍此一大众媒体为新载体而讯息化。宋代社会公共阅读空间得以赖宋代雕板图书的大量生产而变为现实。这对宋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成意义，乃至对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产意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宋代书籍雕板印刷术取代了过去的手抄复制生产方式而成为图书生产的主流技术——主要生产方式。雕版印刷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史料表明：一般而言，雕板书籍与手抄书籍成本之比其概率约为1﹕10，书籍出版生产力明显提高。宋代商业资本在整个书籍出版业中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非常活跃的经济因素。即使是中央政府书籍出版，也不失明显的封建国家商业色彩。宋代书籍出版，依其出版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起伏状况，笔者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宋初至真宗朝为奠基时期、真宗朝至北宋末为发展时期、南宋初期为恢复时期、南宋中后期为兴盛时期。宋代雕版技术之于书籍生产的广泛应用，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秦朝“书同文”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媒介革命”，使宋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媒介生产力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知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进入了标准化时期，从而深刻改变并塑造了宋朝的精神世界，确立了一种基本的精神生活方式。宋代是一个媒介密集与媒介差异空前突出的朝代。媒介发达超越前代，而雕板书籍的凸显则使其他媒介成为了相对次要的媒介。雕版书籍的广泛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媒介共生共振的。所有这些媒介，共同构成了宋代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互相密切联系。雕版书籍作为一种新媒介，不仅使得宋代朝廷获得了传播皇权文化的强大工具，而且也使得宋代文人获得了理解文化、创造文化与传播文化——形成文人精神文化世界无比活跃性、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魔方”，而这一切均得自雕版印刷术神奇的传播功能。民间力量也借此传播民间文化。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形成“合唱”，和谐之中有对抗，管制之下有抗争。总之，宋代的话语——不管是皇权的、宫廷的、官方的，还是文士的、商人的、民间的，都以一种印刷媒介的方式——在此种媒介的自由导性之中绽放。纵观人类媒介史，其实就是一部媒介科技史。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推动媒介发生重大的进步。雕版书籍不仅是宋代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媒介，而且也是宋代诸传播媒介中的主导媒介。宋代书籍出版本身即是“宋近世”的一大显著标志。既是科技进步的标志，也是媒介进步的标志，更是文化乃至文明演进的标志。宋代兴盛的书籍出版，促成了宋代社会广义文化意义上的整一。这种文化及其意义生产的新主流方式为前所未有，实属开创而贯通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印刷技术及“西学”输入中国之际。宋代土地私有制、租佃制、劳动者人身权利的相对解放与自由、新质化的城市及其繁荣、广义上的商品农业、商业的发达、货币化、文化的解放以及精神世界中疑古与思想自由之并举、对自然的探索与思考……凡此种种，其社会所积聚之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不独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及技术，而且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创作、劳动与消费之主体。一言以蔽之，宋代书籍出版蕴含了宋代近世之所有意义，而为其文化之表征。宋代书籍出版自然就是宋学的题中必有之义。因为宋代书籍出版乃是宋代科技、思想与学术文化等文化要素共同演进的结果。宋代观念形态的文化，均因书籍出版而得以传承。无论是在媒介史意义上，还是在书籍功能及书籍传播意义上，雕版书籍——书籍出版均具有最为显著的文化意义。雕版书籍之物理形态固然是一种文化，而其生产的诸环节（写作、编撰、交流、版本比勘、校对、书写、设计、刻印、阅读、传播、反馈）亦是文化无疑。例如作为宋学的一个分支——宋代新儒学，无论是荆公新学的主要著作，还是蜀学，特别是理学的主要著作，都以雕版生产方式而得以出版并广泛传播。宋代书籍出版（印刷术）应是宋代真理学的标志之一。具体而言，主要是其物理之学的标志之一。宋代书籍出版不仅本身即是宋学的构成要素，而且极富价值地生产、创造并传播了宋学的文本意义，从而以其媒介功能建构起了宋学的意义世界。宋初诸帝以最高统治者的特殊身份，充分认识到了雕板印刷术的技术优越性及其先进的出版价值，以其高度的媒介素养及政治敏感及时掌控国家书籍出版这一新型而强大的媒介工具及其权力，在御制出版事业上加以利用，出版了佛经及正史书籍，基本上确立了雕版书籍的主流出版方式，从而赋予了雕板书籍出版以完全的政治形态及最高权力品格，这就为雕板书籍在全国的广泛出版作出了最高示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是御制出版的奠定时期，终宋之世，愈益辉煌。国子监是直接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精神统治与皇权意识的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是宋朝的御用出版机构或皇家出版机构。国子监也是宋朝书籍出版的主管部门，体现了宋朝的国家出版政策及出版意志，是宋朝政府出版的中枢和典范。宋朝在其法律框架内，已经运用国家政权、法律以及民间协调的力量对诸如盗版等侵权行为实施治理。宋朝已经形成了从版权及版权保护观念、法律申诉、依法断案、判决与执行乃至民间协调等一系列的版权保护程序。书籍出版业（特别是其印刷业）成为了宋代一种新型的产业——文化产业部门，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对宋朝之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国家税收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宋代在书籍出版商业化、出版政治化、国家出版管理体制及实践、民间出版自由、出版权益与版权保护、出版体制及类型化出版诸方面均作出了体系化、社会化的历史建树。宋代书籍出版业对宋代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政治上，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经济上，成为了一个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并且带动了相关印刷材料产业的发展。文化上，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活跃文化气氛，推动宋代文化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化上，宋代书籍出版构建了完整的宋代文明之意义世界。教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巩固了科举制度，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且造成了社会性的学习环境。宋代书籍出版业主要的历史局限有二：其一是自然科学类书籍出版“短缺”。其二是出版技术改进（创新）“短缺”。300余年，雕版技术没有真正的革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也只是“灵光一现”。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近代西方机械化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并迅速促使雕版技术“寿终正寝”为止。宋代书籍出版业显然亦未能摆脱中国封建体制设定的结构性“桎梏”，反而更加强化了此一体制。技术守旧心理及其技术政治体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历史证明，雕版技术在必要的历史时间段内因未能及时创新而蜕变为了一种落后的出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