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成功参与全球分工，促进了中国贸易发展。贸易自由化进程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加速，进口关税按入世要求在规定的时间线下降至较低水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采取差异化地区发展策略，以及地区间自身存在的经济历史、地理位置等差异，最终造成关税经济效应传导的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国内人力资本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受到部分学者关注，但目前关于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侧，以贸易开放度的视角研究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少有从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研究，对进一步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研究也较少。
　　本文基于Findlay 和 Kierzkowski(1983)的教育投资函数，结合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Dixit 和 Grossman(1982)的多阶段连续生产理论，囊括异质性工人技能、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和全球分工等多个角度，通过数理建模首先考察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影响个体教育投资的渠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进一步的，结合全球分工理论，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第一，在两国对称的模型下，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国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提高了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最终激励个体增加教育投资。利用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关税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行业就业数据展开经验研究，得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并且还存在地区、行业和性别差异。利用二阶段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贸易自由化深化会增加个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解构影响机制发现，贸易自由化首先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工资溢价，提高了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鼓励个体劳动者增加教育投资；其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技能工人岗位需求，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激励个体劳动者继续学校教育。
　　第二，贸易自由化通过鼓励个体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演进，并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也就是贸易自由化程度变化更大的城市，关税削减提高城市劳动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重会更多，贸易自由化深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分解劳动者教育结构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关税削减降低了高中以下学历劳动比重并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比重，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拓展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变动越大，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深化的幅度越大，城市教育基尼系数越小，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趋于均等化。
　　第三，随着贸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生产阶段向上游移动，生产所需技能强度提高，由于技能强度由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占比表示，生产阶段所代表的比较优势来源逐渐向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转变。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WIOD数据库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技能数据，经验分析结果是，低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高行业）劳动者高等教育占比增加对行业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低的行业）更大。考虑行业技能强度与工人技能需求匹配，将行业进行分类后分析，发现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受高等教育工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提升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而受初等教育工人占比增加则会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我们得到的主要的政策建议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先进性是以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为基础的（张幼文，2015），寻求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和增加技能工作岗位两种途径，有利提升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以支撑外贸改革，进而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的科学论断。因此，要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有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最终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本文第五章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变动更大的地区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的更多，同时降低了城市劳动人口中高中以下劳动人口的比例，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实现；并且，贸易自由化还降低了城市的基尼系数，缩小了城市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中国“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在改革初期的发展，但目前这一“人口红利”比较优势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周边国家工业发展，正逐渐丧失，实现“人才红利”是改变这种现状的重要举措。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协调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提高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并降低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三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人才需要。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此后多次重申这一论断，足以说明在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内外环境变化的当下，寻求外贸发展比较优势新来源十分迫切。本文第六章的经验分析表明，平均意义上，行业内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显著提高了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且低关税行业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更大；而在对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知识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等教育劳动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提高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与行业技能需求的匹配度，能更好地促进行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为构建外贸发展竞争新优势提供人才支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去导论和结论之外，还包括六个章节。导论部分简要地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有关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文献综述。
　　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教育投资函数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以及全球分工思想的连续生产模型，分析贸易成本下降，或者说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影响的机制渠道，得到相应的理论假说；并在已得到的理论假说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关系；最后，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嵌入连续生产，在均衡分析中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第三章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的特征和事实。这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关税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功能变化，其次从数据上对中国贸易自由化、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结构等问题，初步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利用图表关系初探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四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在第二章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检验第一个和第二个理论假说。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的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如何影响个体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并从不同样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析贸易自由化影响个体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机制渠道。
　　第五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这一章检验了第二章理论分析中的理论推论1。首先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总体和分样本层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逻辑关系，并拓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影响。
　　第六章分析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这一章将检验第二章理论分析的第三个理论假说。利用 WIOD 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比安及其子数据库 SEA 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产出、工人技能等信息，经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对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