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贵民贱的中国古代社会，“官本位”的意识根深蒂固，所谓“一朝为官，终身受禄，福泽四方”，不仅积极入仕是平民布衣们的奋斗梦想，加官进爵则更是仕途中官员们的无限期望。尤其是唐末五代以来，士风败坏，官员们汲汲于仕途的升迁可谓机关算尽，知进难退成为官场准则。而怀揣着积极入世、为民请命政治理想的宋代士大夫们，却能谨慎对待进与退，做到合道义则留，不合道义则去，尚名节、重廉耻，在秉承传统“谦逊”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辞官”的内涵。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宋代官员，在“辞官”的类型和方式上，更多体现出的是坚决辞去官职的决心和意志；而“言不行”则成为亲老、疾病、回避等诸多辞官理由中最具分量的。面对着官员“辞官”这种现象，执政机构则及时地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措施，以达到整体上的制衡；而朝廷的两大主体—皇帝和官员，则各自报以明朗的态度，在总体上表现出“宽容”的一面。官员毅然决然的“辞官”，是有悖于封建社会常理的，特别是在儒家文化浓郁的宋代。因此，本文把“辞官”的这种现象放入宋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剖析，宋代整体上给官僚士大夫阶层营造的适宜的社会风气，混合着传统意义上的“辞官文化”，并伴随着纷繁复杂的内政外交，成为官员“辞官”的幕后真正原因。而宋代官员的“辞官”，更具备了其他朝代都不能媲比的特点，“辞官”的频繁性和主动性颠覆了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实辞为主，虚辞为辅”的辞官选择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最终“以退为进”，在“进”的仕途中以“退”的方式而出现的举动，符合传统社会对官员在谦逊方面的道德要求，而进退都忧思天下更深层次的凸显出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特性。“辞所不能，让所不及”，是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社会责任观的体现，也表现出了宋代政治制度中人性化的一面，但是不得不承认，“辞官”群体的庞大，对国家政治事务的运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复和干扰，背离了官僚机构的基本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