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水平是我国教育系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核心力量,决定了乡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我国教育要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前进,但是由于乡村艰苦边远的环境、乡村教师自身发展等局限性,乡村教育依然缺乏吸引力,依然存在年轻、优秀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2020年7月颁布的《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针对乡村教师“下、留、教”问题所颁布的一部专门性政策,政策中的激励措施对我国未来乡村师资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作用。本研究以《意见》为研究的政策对象,以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乡村教师激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整个过程以“因素结构”为研究的具体对象,探究乡村教师激励政策与乡村教师实际样态中的因素结构差异,并据此提出乡村教师激励政策的优化建议。具体研究步骤及结论如下。第一步,用双因素理论分析《意见》中的因素结构。分析双因素理论中各子因素在《意见》中的权重发现,《意见》的因素结构呈阶梯式分布,共有五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权威”、“发展”与“工作安全”;第二梯队为“认可”与“升迁”;第三梯队为“工作条件”与“薪酬”;第四梯队为“成就感”与“个人生活”;第五梯队为“地位”与“责任”。第二步,分析乡村教师实际样态中的因素结构。以双因素理论为基础编制问卷和访谈提纲,对重庆市T区377名乡村教师发放问卷,对10名乡村教师进行访谈,通过SPSS单样本t检验和访谈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教师实际样态中的因素结构共包含了五个因素序列,各因素序列的激励作用也呈阶梯式分布,即由高到低分布:“双重效应因素”、“关键因素”、“弱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低效因素”。其中,“双重效应因素”包括的子因素为“升迁”和“薪酬”;“关键因素”包括了“地位”与“个人生活”;“弱激励因素”包括“认可”和“成就感”;“保健因素”包括“工作安全”、“学校条件”以及“监管技术”;“低效因素”有“人际关系”和“成长”。第三步,分析乡村教师激励政策和乡村教师实际样态中因素结构的差异,发现乡村教师激励政策与乡村教师实际样态中的因素结构在“成长”、“地位”、“工作安全”、“薪酬”、“个人生活”、“成就感”六个因素上存在差异。最后,根据乡村教师实际样态与乡村教师激励政策中因素结构的差异问题提出优化政策的建议:在优化原则上,以教师需求为本、物质与精神结合、制定与执行并重;在因素结构上,从双重效应因素、关键因素、弱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以及低效因素五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在政策执行上,应当注重执行方向的引导、明确执行主体的责任、加强执行过程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