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人物报道,作为五四纪念媒介话语方式之一,既塑造青年榜样的媒介形象,也建构和弘扬五四精神。本文选取1951年～1966年和1978年～2019年这两个时间段《中国青年报》“五四青年”人物报道作为研究对象（1951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8年复刊）,在框架理论和场域理论的基础上,对“五四青年”人物报道框架的变化规律和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进行历时性研究。本研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首先对“五四青年”人物报道对象的性别、个体或群体属性、职业领域、形象特征以及报道议题、报道倾向性和主旨句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其次,根据报道文本和框架的不同,将“五四青年”人物报道分为三个阶段,即1951-1965年、1978-2003年和2004-2019年。其中,每个阶段在不同类目的具体分析中,存在进一步细分的情况。随后,本文立足框架理论,对“五四青年”人物报道内容分别进行低层次、中层次和高层次的分析,旨在探究报道话语表达框架变迁、“五四青年”媒介形象变迁以及意义指向建构变迁,初步发现,“五四青年”人物报道话语表达框架变迁主要表现为:报道对象从群体化向个体化、报道对象性别比例差异悬殊、报道视角从主观化向客观化变迁、报道倾向性始终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及报道议题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再到“集中化”。“五四青年”媒介形象主体对象先后经历以以工业和教育领域为主（1951-1965）、以农业和教育领域人物为主（1978-1991）、以安全和文化娱乐领域人物为主（1992-2003）和以经济和教育领域人物为主（2004-2019）,在不同历史阶段,“五四青年”媒介形象内在特质表现为共有和特有两种类型。“五四青年”人物报道主旨句的意义指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凸出五四精神内涵的不同方面,赋予五四精神特定历史时期的阐释和意义。在对每个时期不同层次报道框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引入场域理论对“五四青年”人物报道框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展现“五四青年”人物报道与不同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发现,在“五四青年”人物报道新闻生产过程中,政治权力以“党性原则”的方式发挥着主导作用,而经济权力随着媒介市场化改革而逐渐渗透其中,技术权力则通过改变传播生态格局而影响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最后,笔者认为,新闻场域在各种权力的相互交织中,应该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在“五四青年”人物报道中积极实践五四精神,尤其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以文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尽力保持新闻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