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是在中国被洋枪洋炮强轰而门户洞开、中国传统文化亦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猛烈冲击的环境下振兴和展开的。适逢近代中国面临空前国难、西方国家多元的政治、宗教、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传入对中国造成全方位冲击之时,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社会被迫走进现代世界,而传统文化亦面临着严峻的现代转型问题。在此大背景下,晚清民国佛教发生了创新和复兴,一批佛教居士和僧才将革新思想纳入佛教,并致力于佛教与现代精神的相互贯通。其中,太虚(1889-1947)作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佛教实践家之一,其以佛教教理教义为中心,于外,对科学主义、唯理主义、进化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深刻研究与反思;于内,对现代儒学进程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刻考虑。他提出建设适应现代文化的新佛教文化,倡导以“人生佛学”为核心的契理契机的佛学思想,并试图据此展开佛教救国道路。太虚对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反思成果即是其所倡导的“新佛学”,他以“佛教中心的新”和“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两方面进行阐释,前者是以佛教为中心而观现代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即应用佛法之新;后者立足于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之佛法,而在此基础上采择各时代、各区域佛教之长,以适应中国此时及未来的需求,即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在太虚对中国现代思想进程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敏感地捕捉到一些现代思想潮流对中国未来思想发展可能起到的深远影响,并基于佛法义理对此做出诸多回应和对治方法,这恰是他践行人生佛教教理革新的体现,也是当代人间佛教弘扬者所忽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