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统计自唐代到清代部分诗歌选本中选录韩愈诗歌的情况，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及相关评论家的言论，对韩愈诗歌在选本中的接受状况做了初步的总结和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鉴了20世纪60、70年代德国“接受理论”的有关范畴，以中国古代传统而独具意义的诗歌选本为载体，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纵向、横向两条脉络贯穿其中，对韩愈诗歌的诗学史地位、代表性的体裁、题材、风格、流传名篇进行归纳。 本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论述选本的接受机制和研究意义，选本对于韩愈诗歌研究以及“韩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却一直较为薄弱。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明代以前和明、清两代选本的接受情况，其中前者为本文的第一章，涉及唐、宋、元时期的选本；明清两代，由于选本众多、意义重大，因此，在纵向梳理的基础上，又采用细致分类、单独列章的方式，分别从“以人选诗”、“以体选诗”、“以事选诗”、“以时选诗”和“普及性选本”五个角度，进行横向分析，为二、三、四章；同时，《琴操》十首由于在体裁、风格和接受上独具特点，进行个案分析，列为第五章。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结语》部分。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韩愈诗歌的基本特色到晚唐选本中已得到初步确定；到了明代，由于了辨体体思想的影响，韩愈诗歌，特别是某些具有“破体”、“变格”色彩的诗歌，在选本中都受到了冷遇；明末清初，在突破“四唐”和“唐宋”局限的趋势下，选本产生多种接受标准，尤其是在清代统治者“诗教”的提倡下，韩愈诗歌中关注社会人生、关注显示政治的内容因素被广泛发掘，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得到承认，表现在诗歌选本中，一方面是入选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大家地位被明确揭示出来。 选本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鲁迅先生曾说： 凡是对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① 本文以中国古代的诗歌选本作为研究载体，不仅是对选本研究价值的重视，而且以这一独特的角度研究韩愈诗歌，是将韩愈研究引向广泛、深入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本文在探讨、分析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王安石在《四家诗选》将杜甫、李白与韩愈三人作为宋诗创作的榜样，改变了宋代自欧阳修以来“谓韩吏部绝伦”的接受倾向，对于韩愈诗歌在宋代经典地位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明代选本《唐诗品汇》以“四唐”和“九目”相配合，将韩愈古体诗列为“正变”，近体诗列为“接武”，实际上在“四唐分期”中将韩愈归入了“晚唐”，在“诗必盛唐”的接受风气下，影响了韩愈诗歌的广泛接受；另外，通过与现当代选本和文学作品选相对比，确定了清初普及性选本(以《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为代表)在韩诗名篇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