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虚拟”指的是网络构建的交互平台是无形的、无实体支撑的,并非指这种空间可以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恰恰相反,通过网络构建的交互平台虽无形,却也是与现实世界相连接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中,使用者同样需要排除他人肆意侵扰的私人空间。而如何对权利主体的网络安宁进行法律保护,也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等原因,一直面临层出不穷的难题。但这里的隐私保护,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于个人私密信息、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的保护,而是一种不被打扰的安宁权益。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安宁权,依据民法典,将其界定为私生活安宁权,归于隐私权保护体系下。而网络安宁权作为界定于私生活安宁权项下的细分权利,对其进行的保护并不能完全套用私生活安宁权以及隐私权的保护制度。通过对我国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追踪,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的法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得知,对网络安宁权的保护,既有完善人格权体系的理论意义,又有回应实际问题的现实意义。对于网络安宁权的理论界定是:隐私权体系下的私生活安宁权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延伸,保护的是理性谨慎人标准下的精神利益。其更加关注自然人在网络虚拟空间的个人信息的支配以及网络生活不被打扰的状态。同时它又具有可克减性,需要让步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属性,更是不能随意以网络安宁权作为抗辩事由。而实际问题在于,技术的不断革新引发了较多的侵扰网络安宁权的现象:人们会收到垃圾短信、垃圾邮件;会被莫名拉入各种群聊;在网上的个人信息或者浏览痕迹会被无形追踪,甚至会受到网络性骚扰。对应王利明教授将生活安宁具体划分的三种类型:排除对私人正常生活的骚扰、禁止非法侵入私人空间、对个人自主决定的保障,本文将具体的网络安宁权内容相应地划分为:通讯设备接收信息安宁、个人网络生活禁止恶意侵扰以及个人信息自决权三部分。我国目前对网络安宁权的保护,首先,立法上,对隐私权的认可本身起步较晚,对网络安宁权的认知也存在偏差,对其保护更是缺少较多的立法支持,多是零散地规定在法律法规中,并不成体系;其次,理论上,我国理论界对“隐私”的理解,大部分学者依然停留在“狭义隐私权”的层面,认为隐私权只保护“信息(秘密)+私人生活”,而忽视了对“非秘密信息”和“决定自由”的保护;最后,实践中,由于立法缺失、理论不完善,对相应的司法实务难以产生指导作用,实务案例中容易出现裁判标准不一、安宁利益请求难以被支持等问题。反观域外立法例,首先在“隐私”权体系上,美国等国家根据体系解释,是可以认为其承认私生活安宁权的,相应的网络安宁权也就能被覆盖保护;其次,在对网络安宁权保护模式上,美国采取的是“行业自律+法律法规”的模式,欧盟采取的是“法律法规保护为主”的模式。本文将在总结网络安宁权保护的现状和难题之后,借鉴相关域外立法例,对我国的网络安宁权保护提出制度构想,力图切实地保障自然人的网络虚拟空间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