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在新时期初期(1976-1983)对文学进行引导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社会现实状况和文学样貌的发展,在各个阶段有着相对不同的主流引导目标,从批判“四人帮”到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再到加强管控,直至“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作为阶段性结束事件,整体上呈现出由“放”逐渐到“收”的引导趋向。这一过程中,《人民日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引导策略,对于这些引导策略的指认和分析,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明确《人民日报》的引导意图,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引导的“效果”。然而在主流的导向之下,党报的引导话语也并非毫无缝隙,其中夹杂着很多裂痕：大肆批判“四人帮”的潮流中,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保守的因素一直存在；而在大力鼓动繁荣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越界”的观点和言论,也曾让《人民日报》陷入慌乱；在主流强调加强对文学的管控时,有些开放的认识早已成为“共识”,管控也只能在这些“共识”范围内强化,管控的具体操作中也有着很多暧昧的细节和分裂的支流,让管控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彻底落实。分裂支流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党报话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也看出文学自身发展不受控制的力量,文学自身正走入新的方向。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繁荣,是在国家意志的支持下实现的。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在批判“四人帮”、促进现代化建设这些整体目标之下,推动了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但党报对文学的引导,不可能超出“党的领导”这一前提,无论何种方向的引导,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领导、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这与文学自身的发展需求是相冲突的。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有更加丰富的感知,并对当代文学制度进行一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