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化石能源消费量也不断增长,并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分别成为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碳排放国。随着《巴黎协定》等气候条约的制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各国共同承担的全球主要环境责任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准确地核算中印两国的碳排放量,并定量分析两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不仅可以为中印两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和低碳行动的推进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撑,还对缓解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具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核算了1990-2017年中国和印度由于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并分析其排放特征、趋势与不确定性。其次,运用Tapio模型,对中印两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变化的脱钩状况进行分析。然后,应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定量分析碳排放的四大驱动因素（人口效应、经济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的贡献率及其变化。最后,对中国和印度未来的低碳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2017年,中国和印度由于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分别为9526 Mt和2242 Mt,与1990年相比总体分别增长了293.6%和281.2%,年均增长率均略高于5%,且印度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高于中国。截至2017年,印度碳排放量和经济总量分别相当于中国1990年和2002年水平,但人均碳排放低于中国1990年水平的21.4%。此外,2017年中印两国碳排放强度分别为0.94和0.84 kg CO₂/2010 USD,比两国自主贡献目标基准年,即2005年分别下降了41.3%和15.1%。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变化的脱钩状态来看,2012年以后,中国已经出现了弱脱钩状态,至2017年中国出现了强脱钩状态,这说明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碳排放的增速正在逐渐减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经济结构变化不明显,脱钩状态持续波动,而2012年以来总体呈现为弱脱钩状态,碳排放增速略低于其经济增速。从驱动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和印度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2012-2017年对两国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均在30%以上。但是,自2012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发展之后,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开始减弱;反观印度,经济效应的贡献率仍逐步增长。人口效应作为推动碳排放增长的第二大因素,对中国碳排放的推动作用逐渐降低,由2000-2004年的3.2%下降至2012-2017年的2.6%,对印度的推动作用则一直保持稳定,约为6%。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抑制了印度2008年以后碳排放的增长,但是总体作用效果低于中国。排放强度效应也是抑制两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2012-2017年,使得中国和印度的碳排放分别减少了10.7%和4.3%。中国和印度同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消费结构均是“以煤为主”,需要不断降低高污染、高碳值的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核能等清洁优质能源比重,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兴可再生能源,建设清洁、绿色、安全、高效的低碳能源体系,同时深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潜力。对中国而言,要使以水泥行业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率先达峰,鼓励企业主动采取节能措施,为其他行业预留减排空间;并且,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要避免新兴产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大量碳排放。目前印度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均GDP较中国还存在很大差距,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会不断攀升,要避免在建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碳排放。印度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需要重视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降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同时,需要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过快增长,逐步提升汽车的燃油标准,鼓励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排放的车辆生产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