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意义及方法　　本论文旨在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新教神学界内出现的激进世俗神学或称“上帝之死”神学运动做出一个全面、客观的文化阐释。　　百年前，德国哲学家尼采借着一位疯人之口向世界喊出了惊人的一语:“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系列棘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影响，神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形成了60年代风行一时的“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　　“上帝死了！”这一具有反传统意味的口号一经喊出，就被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引用。但当人们有意或是无意之中说出此语之时，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上帝已死的意义？它是指上帝真的死去不再存在，还是指上帝的隐匿或者不在场，还是另有其它含义？“上帝之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信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对以“上帝之死”为主题的美国激进世俗神学的研究既可以使人们对“上帝之死”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可以使国内学界对美国激进世俗神学有一个整体层面上的认识，又对此神学流派内部关于“上帝之死”具体不同的各具特色的论证有一个深入地掌握，有利于填补中国学界对美国基督教研究中关于激进世俗神学研究的空白。从实践上来讲，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派神学的兴衰集中反映了宗教信仰在后现代文化境遇中的命运。宗教处于人们的两难选择之中:彻底成为世俗化的俘虏，无异于完全放弃信仰;而坚守信仰的阵地就意味着必须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对抗。正是这种两难选择的作用，使得人们在从“上帝之死”的呼喊声中冷静下来之后，又重新开始寻求信仰的终极性和神圣性。而另一方面，在美国新教的“上帝之死”神学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之后，天主教神学家们却又冒着被革除教籍的危险开始谈论“上帝之死”的问题，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的世俗神学才真正兴起。因此，本论文的研究不但会使我们对现代西方思想及宗教信仰状况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而且会有助于对目前在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和宗教多元化的氛围中，在基督教神学和信仰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中，对基督教的未来作出可能的展望。　　目前在国内，关于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这一主题研究较少，从六十年代这一运动产生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暂无此主题的专著出版。有关它的介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散见于一些现代基督教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或译著中，篇幅都不长，一般是在一章中的一节里以简述的形式概括地介绍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运动产生、发展、结束的过程，以及它神学思想的主旨，但都没有进行深入地探讨。第二种是国内学者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但也都没有对此神学运动全面系统地探讨。第三种是国内学者发表的与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某些主题相关的论文，但为数不多。而国外学界在六十年代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运动产生、发展之时对此流派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掀起了研究“上帝之死”神学的浪潮。他们之中一些学者和神学家对“上帝之死”这一神学现象进行了详细系统地辩论，还有一些对神学的世俗化和“上帝之死”神学现象的根源进行了历史地全面地分析。而且当时的学者和神学家们从“上帝之死”神学现象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从文学、文化、语言学、哲学、神学等不同的视角出发，写出了大量对此运动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和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但随着这一运动的结束，学者们研究此神学流派的热情也随之减弱，从七十年代以后出版与发表的与此流派相关的论著和论文已不多见，只有少量的一些。　　与历史上那些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神学流派相比，六十年代美国的激进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派神学运动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但就像昙花的寿命短暂不影响其灿烂一样，激进世俗神学无论是在神学还是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其覆盖面广泛，因此如果对其按编年的顺序或是进行系统整体地研究都不是适当可行的办法。从其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加布里尔·瓦哈尼安、哈维·考克斯、J.A.T.逻宾逊主教、保罗·范·布伦、托马斯J.J.阿尔蒂泽、威廉·汉密尔顿等对“上帝之死”的神学阐释来看，虽然他们拥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某些共同的信念，但他们的立场有一些基本的不同点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论证。因此本论文的写作采用了一种由点到面的方式，首先对其每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进而总结出他们拥有的共同精神和信念，以使我们对这一运动的主旨有一个基本全面的理解。论文选取在论证上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瓦哈尼安、范·布伦和阿尔蒂泽、汉密尔顿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主要内容　　美国风行一时的“激进世俗神学”的形成是以反对残害人类的纳粹政权而献出生命的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狱中书简》为起点，到了60年代在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加布里尔·瓦哈尼安(Gabriel Vahanian)、保罗·范·布伦(Paul Van Buren)、和托马斯 J.J.阿尔蒂泽(Thomas J.J.Altizer)、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Hamilton)那里得到全面发展，达到高潮。曾有人将这种神学称为“无神的神学”或“非宗教的基督教”，因为它主张人类已经成熟，“上帝”已经死亡，基督徒应当彻底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然而，事实上这一神学运动所声称的“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上帝真的死了，已不再存在，而是对上帝的一次拯救和再造。“上帝之死”派神学家们还主张重建基督教同现代社会的关系。他们肯定这个“世界”，即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世俗文化，认为基督徒唯一应当关注的对象不是“彼岸世界”或者“来世生活”，而是此世。人们的认识以及判断标准都必须来自这个世界上的经验的体验。他们都对上帝在我们时代的非实在性有一种十分深切的体验，因此转而追求作为“此世的超越性”之典范的耶稣的形象，号召世人效法基督。在这种共同的信念下，激进神学家们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论证方法阐释自己的理论。　　三、评论　　通过对美国激进世俗神学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他们是从文化的、道德的、语言的、神秘主义的等不同方面进行阐述，在上帝、信仰、世俗化等问题上有着不尽相同的立场，但他们都试图在完全的世俗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之间选择一条折中的道路，以作为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可行的模式。然而，世俗人文主义者和基督教有神论者都不满意这种基督教无神论的混杂提议。世俗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把拿撒勒的耶稣尊崇为榜样和理想的人，但他们并不必须接受基督中心论的人文主义，因为在其世俗人文主义的结构中，现代社会也有许多人可以成为人类尊崇的榜样。正统的现代信仰者则认为，他们所面临的不是在正统的基督教或激进的基督教之间，而是在彻底的世俗人文主义和基督教有神论之间作出选择。　　但是，虽然基督教无神论对于基督教有神论的信仰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它却可以在现时代使基督徒对其宗教观念，如上帝的本质、人的本质、道成肉身的基督、信仰的本质等宗教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汉密尔顿、范·布伦、阿尔蒂泽等提出的对上帝的概念化、基督教的世俗化、基督论、神学论断等问题的探讨引起了基督教界的普遍关注。　　所有关于上帝的真正概念都是以人类对上帝的宗教经验为基础的。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在拿撒勒的耶稣中表现出来的上帝。作为具有理性的人，基督徒就必须接受信仰和理性的综合，并避免极端的信仰主义或极端的理性主义。上帝的实在与人类的上帝概念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中介，有限的人类思想无法来限定上帝的实在，人类只能通过拿撒勒的耶稣获得与上帝相似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不完善的但又是真实的，对于人类，基督教的上帝仍然是完全的他者。由于上帝之死在现时代具有具体性和直接相关性，所以正统的基督徒目前就需要进一步思考信仰和理性的确切关系，如人类是否具有通过理性的逻辑推论达到认识超验的实在的能力，和在现代术语中上帝的可知性等。　　激进的世俗神学运动或上帝之死运动使正统基督教面临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它使正统基督教必须对人类的宗教信仰中世俗化的作用与功能做出新的神学阐释。世俗化已经是人类存在和基督教信仰的组成部分。面对现代人生活的都市化、工业化、技术化的社会，今天的基督教神学家就必须在现代的思想结构中重新阐释犹太——基督教的启示与真理，阐明在世俗的人类社会中对上帝信仰的真正本质。基督教神学必须使自身与现在的人类情形相关，并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与渴望、希望与期待。　　在上帝的权威没落之后，激进世俗派神学家们都提倡在人类世界和事务中寻找具体的、有效的、有活力的基督，但他们却严重忽视了基督教的中心问题——道成肉身。然而，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督教论断的对与错。正如圣·保罗所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现代神学家要使神学在现代社会具有意义，就必须阐明道成肉身对现代人的特殊意义。　　因此，虽然激进世俗神学家们并未指出一条解决宗教信仰危机的可行道路，也没有为宗教的未来找到一个适当的形式，但它带给人们的是深入地反思，并使人们在“上帝之死”神学的废墟上重新寻求信仰的终极性和神圣性。在他们对神圣与世俗、永恒与现在、绝对与相对的论证之中，或许存在着对我们探索之路的某种启示，也许未来宗教的发展取向就存在于神圣与世俗的结合点上，宗教不但不会消亡，而会以更加世俗的形式出现在将来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