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蒋子龙的改革小说创作经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阶段,其改革叙事有内在的调整和进步,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进步性体现在蒋子龙在改革叙事中不断地调整自我创作,叙事焦点由“改革”到“人”的转移,越来越注重改革中的私化个体;局限性在于蒋子龙创作的精神内核与此前“文革”文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导致改革文学存在价值观的危机。蒋子龙在叙写改革时,不断地求新求变,这使“改革”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但精神内核的局限性限制其创作才能的发挥,也造成改革文学普遍的价值观扭曲问题。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对蒋子龙的改革叙述作总体性描述,指出其与八十年代改革叙事的关联。第一章讨论蒋子龙前期重要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其对“改革”的双重描写,改革者形象、性格及管理方式初步成型,因而具有“起源”性意义。第二章重新解读经典文本《乔厂长上任记》的“改革”叙事,认为其以二元对立的模式结构改革故事和塑造改革者,存在英雄崇拜和权力失衡等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与“文革文学”的内在逻辑相关联。第三章根据改革者身份由老干部向青年的转变,女性之于改革的功能意义,蒋子龙对青年身心健康的重视,表明改革价值观的进步即开始关注私化的个体。第四章指出蒋子龙在改革叙事阵地转向农村后又回到熟悉的创作路径,改革者的私欲开始膨胀,权力无法得到有效制约,改革带来的问题开始逐步呈现。结语指出由写近乎完人的改革英雄到多彩性格的私化个体是蒋子龙改革叙事的进步,而偶像崇拜、个人强权等价值观的缺陷则是蒋子龙及其同时代改革作家共同的艺术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