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至2014年,国家连续十一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强调“三农”问题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力度不断加大,支农支出呈现出总量增加、支出形式多样化、支援目标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财政支农政策已成为促进“三农”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和物质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对农民的粮食直补等四项补贴、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目前,以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加强生态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发展等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总结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特点并进行实效分析。然后,利用全国数据建立了包含不同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因素的农业产出模型和农民收入模型,并采用广义矩(GMM)方法进行估计,定量研究各项财政惠农政策对农业产出和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其次,本文选择18个省份分成三个板块,利用所获得的18个省份农业四项补贴时间序列数据及相关农业指标,建立六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广义矩方法(GMM-DIFF)估计模型,研究惠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及地区差异性。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国家层面上,财政支农政策通过促进农业现代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途径促进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四项补贴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强度略小于财政支农支出的作用。财政支农政策通过补贴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以及要素价格变动等途径产生增收效应。农业税与农民收入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农业税的免除较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的增长。(2)省级层面上的农业产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补贴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均是有效的。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对于低产值地区农业增产的作用最为明显,这说明应该首先致力于从总体上加大低产值地区的支农力度,财政支农支出对中、西部省份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从对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来看,农业补贴可以弥补“三农”领域的外部性等市场失灵,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农业补贴通过刺激农民种植优质农作物品种、加大生产资料投入量、提高机械化水平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等途径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四项补贴对于中、低产值地区农业增产的作用最为明显。对于所有地区来说,农业产出的一阶滞后都十分显著,这说明农业产出具有动态效应,当年的农业产出受上一年的农业产出的显著影响。从其他与农业密切相关变量的角度来看,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对于高产值地区农业产出的影响最为显著,这显示出保证农业大省的科技投入力度的重要性；播种面积变量对低产值地区的影响力度最大；而受灾程度对于高产值地区的农业产出影响最小,这说明农业大省拥有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更加完善,因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强。(3)省级层面上的农民收入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业四项补贴对于低产值地区农业增收的作用最为明显,农业补贴主要通过促进农业产出增长、增加农民转移性支付和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三个途径提高农民收入。农业产出对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增产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作用下,农产品价格稳中略涨,实现了增产与增收同步。此外,在当前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和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时代,农业税对于农业产出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并不那么凸显,农业税的废止更重要的是引发农村、农民深刻的观念变化、机制变革和体制创新,标志着我国农民2600年缴纳“皇粮国税”历史的终结,使农民重拾种地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