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隐喻的认识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亚里士多德最初只是将隐喻看作一种语言的修饰,后来,理查兹和布莱克提出了互动理论,认为隐喻就是“本体”和“喻体”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再后来,莱考夫和约翰逊又提出了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并将隐喻概括为源域的部分特征在目标域上的跨域映射。世界各民族之间相同或不同的文化体验导致各种语言对隐喻的使用各有异同,隐喻的跨文化翻译遂成为翻译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纽马克、奈达和达科特等翻译学家们都对隐喻翻译做过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独特的隐喻翻译理论及方法。两卷中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属于典型的中国政治文本,内含大量的中式隐喻,把这些带有政治与文化信息的隐喻介绍给阿拉伯读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对于译者来说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译者在熟练掌握中阿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苦思冥想,字斟句酌,中国外文局的专家们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翻译任务,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拉伯语译本在阿拉伯国家赢得了赞誉。本文根据语言学家对隐喻所下的定义,在通读两卷中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首先找出其中所含的各种隐喻现象,然后,按照莱考夫与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对找出来的隐喻现象加以分类,共找出四类结构隐喻即旅行隐喻、工程隐喻、战争隐喻和疾病隐喻;三类本体隐喻即实体隐喻、拟人隐喻、容器隐喻;和三类方位隐喻即上下方位、前后方位和中心与边缘方位隐喻。然后,对照阿拉伯文译本,找到上述隐喻的相应译文,经过分析与归类,发现两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拉伯语译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共采用了译为相同概念隐喻、使用对等隐喻替换、意译、解释性翻译和隐喻变为明喻五种翻译策略,与此同时,本文也总结出文本类型、文化因素、语言因素和外宣翻译的要求是影响隐喻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