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作为我国当前案发率最高的犯罪,刑法将其规定在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抢劫罪的后一章,充分彰显对盗窃罪的关注与严厉打击的态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科技新成果不断涌现,所有制形式由单一变的更加丰富,权利载体也日益多样。传统理论涉及的盗窃罪犯罪对象在指导日益新型的盗窃犯罪疑难案件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立法和司法实务的做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在不动产、财产性利益和人体器官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争议。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对窃占不动产的行为进行规制,学者对此也有不同观点。根据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衔接性,刑法中的“财物”概念理应与民法中的有关定义保持相对稳定,不动产作为国民生活基础保障性财产,具有经济价值较大的特征。若窃占不动产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主观目的、行为要件、并产生了所有权变动的后果,以盗窃罪对该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并无不当。盗窃财产性利益的事件有愈发增多的趋势,在此大背景下,以盗窃罪对其进行严厉的刑事惩处可以有效抑制这一类犯罪行为的增长。学界中主张财产性利益不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论断,违背了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应有之义,也没有充足的学理支撑。从刑法的制定初衷、法律解释以及处罚适当性等方面分析,应逐步认可财产性利益可以纳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内。但并非意味着无限扩大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刑法也应对其进行适当限制。人体器官作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其代表的多为人身权。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人体器官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诱发盗窃行为的屡屡发生,得到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特别关注。人体器官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活体器官、尸体器官和脱离人体的器官。对这三种类型的侵犯是否均可构成犯罪,能否以盗窃罪进行惩处,国内外目前尚无定论。随着现行刑法的颁布,为学术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法律支撑,反之,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也为司法实务的审判提供了学理支撑。但是,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关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仍有一些争议问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