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挑战和全面的危机，唤醒了国人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寻求强国之路，探寻的过程中目睹到中西文明的差距，在落后焦虑的意识下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经世派、洋务派再到维新派的先觉者，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体制，从器物的借鉴到政治体制的效仿，学习的层次在逐步加深。其中，梁启超以启蒙思想家特有的洞察力把国民的精神状态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紧密结合起来，拉开了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他汲取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通过改良群治来强化国家共同体的意识。这种从理性意识出发的启蒙思路在当时思想界占了主流。同时期的王国维直面生命本体，渴求自我心灵的诉说，在重理性的主流意识下彰显出非理性的抉择，以生命情感的张扬补充了社会启蒙中对人的忽视，凭非理性意识继续着启蒙之路。他从自我的解脱路径中推衍出对社会的启蒙策略，启蒙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和对艺术的强调传达出了世纪末思潮的底蕴。清末民初的社会中，充斥着种种不文明现象，王国维倡导从情感的提升角度来充实国人的精神世界，用艺术和审美来慰藉人的情感。王国维受到叔本华哲学中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伦理学的影响，深深认同了悲剧意识，悲剧通过作用于人的情感而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净化，对人生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他又独钟于“天才”情结，天才艺术家能传达出真切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生命情感，使得常人在体验美的过程中得到情感陶冶，其精神主旨和叔本华的“天才”论、尼采的“超人”说有着异曲同工之义。王国维崇尚审美创作和欣赏中的“直观”，在直观中人摆脱了意欲的束缚，成为纯粹的主体，实现了精神的自由，心无挂碍地体验生命的真谛。王国维强调艺术具有“无用之用”，艺术不仅提升人的情感境界，它还维系着生命的波动，高扬人的生命本质，在净化人心和慰藉情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王国维的启蒙之路是遵循着情感的脉络进行的，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力图通过情感的启迪来刷新心灵空间，使人性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他对启蒙问题的探寻是朝向自我生命内心的，是一种对个体人生意义和生命归属的灵魂叩问，体现了对个体人格的坚守。王国维站在现代人本主义的高度上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他的启蒙之路以对人的研究为基点，充分重视情感的慰藉，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价值归依，阐发出对人本情怀的关注。王国维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中肯定个性和生命情感的非理性思想，并借之以为人世的拯拔救赎，体现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独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