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契约理论作为公司法律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在为我们在思考如何建构公司法理论的过程中提供了多样化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角度和见解。更为有意义的部分在于,我国当下正处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公司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如何保障公司能够与经济发展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且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也明显加快了对公司法的改革力度,在更大的程度上简化了企业注册流程、降低了创业门槛,有利于进一步为市场松绑,也适时的体现了公司法在自治和管制之间努力做更好的平衡,这也凸显了公司法中的契约自由的重要意义。但纵观我国公司法,还是有很多概念模糊、法理基础不足、与实际情形脱离的条款,除去经济制度、政策考量等非纯粹法学因素的影响,依然可以发现一些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根深蒂固的理念直至如今仍阻碍着公司法和公司的进步。故而笔者打算以崇尚自由主义的公司契约论为进路,通过一些公司法案例为视角,对现行公司法理论和一些条文进行分析。依据公司契约理论所提供的视野,既然公司在本质上依赖市场经济自由主义,那么鼓励公司在商业活动中进行“冒险”才是符合公司本质属性的,由此推之,公司监管模式应当由“事先严格监督”向“事中或事后监管”转换,即降低准入门槛,让公司在经营中选择“自由尝试”才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所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和“关联方”的要求显得与经济改革理念不相符。另外,我国立法者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结构特征的认识似乎并不全面,这也是导致有限责任公司经常面临僵局情形的原因之一,基于此问题,笔者通过合同理论所包含的丰富视角,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结构特性提出一些看法,尤其是现行《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规则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没有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之间的“亲密度”对表决权重所产生的影响,所以笔者通过分析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结构特点和公司法规则性质,认为“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规则应当废除并交给股东自由商议。除此以外,由于合同契约理论所着力构建的乃是一种基于合同框架下的法律体系,所以在各个合同方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其预期的考量,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之间的关系和彼此的合同预期将会极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行。在公司僵局的情形下,考虑股东预期并设立更加完善的“退出机制”应当成为解决僵局的最佳途径。综上文所述,我认为不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亦或是改革的角度,要促进公司发展同时完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重拾”公司契约理论可能对我国公司发展的未来具有更加开拓性和前瞻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