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乃古文经学之代表,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经义、史体而文用的特点,它对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除经史之外,从文学的视阈来审视《左传》,不仅可以促进《左传》自身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综览当前《左传》文学研究的实际,有关《左传》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从文学批评的视野梳理《左传》历代批评的研究却还十分欠缺。有鉴于此,本论文以文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对历代《左传》文学批评的命题予以梳理和研究,探讨其原初的内涵和意义,分析其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与思想源出,以及相关概念、命题在后世文学中的铺衍、转用及其影响,以期有助于《左传》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开展。实质上,由于《左传》经史文一体的特点,有关《左传》的文学批评常常是和经史研究混合在一起的,只是到了宋代古文运动勃兴以后,有关《左传》的文学研究才以文话与文章评点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对《左传》批评的研究,需要从经史学者的论述入手。经史学者,很多对《左传》的文学特性与文学成就其实是有深刻认识的,只是这些认识并没有被细致全面的阐释出来,而散见于相关经史著作的序跋之中。同时,另有一些文家宿儒,由于其自身文学涵养的笃厚,他们对《左传》的文学特色亦有准确体悟,而发论于自己的诗文著作之中。这些论述,就构成了《左传》文学批评的主体。而从批评史的视野来看,这些围绕《左传》而展开的批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系统,一些概念、范畴、命题而有了广泛的文学批评史意义。故立足于《左传》,以《左传》文学批评作为对象,择其精要之论,对其命题、概念、范畴作系统的研究,细致梳理其所产生的学术背景与原初意义、后世学者对此一命题的申发与推衍以及批评命题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思理与逻辑,从而最终总结出有关《左传》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这一研究梳理,不仅有助于《左传》自身的文学研究,而且,由《左传》批评而产生的批评概念、命题、范畴对于史传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对古代文章学批评范畴的确立,都有着积极意义的。因此论文择要选取了以下七个论题展开论述:第一章“文缓旨远”,结合孔颖达的疏解,本章讨论了杜预所言《左传》“其文缓,其旨远”中“文缓”和“旨远”的内涵。文缓之旨,在于与所切论题的疏远不密,内容上之宽缓丰溢,叙述上之从容不迫,语气上之和缓平舒,以及表达方式的迂回婉转与结构布局上的松紧得宜。《左传》之文缓,由于其需切合经文的需要,表现为内容上的不直接解经,言辞表达上的辞不迫切而意有独至上、叙事井然的气盛言宜,以及叙事结构上的闲雅疏致。而“旨远”之内涵,则在于通过圣贤评史、书法讲解与人事取舍来说明和寄托儒家在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理论主张。《左传》文缓旨远的这一特征,乃是左氏以事解经时道义在胸,情理居中,气盛言宜的自然呈现,体现了其道胜而文不难自至的至高境界。第二章“微显阐幽”,通过《左传》“微而显”之书法与《周易》之义理的考察,本章详细分析了“微显阐幽”在为经与作传上的差异与不同,《春秋》之微显阐幽,着意于微其言而幽其旨;《左传》之微显阐幽,着意于显其微而阐其幽。《左传》阐显经文之法,在于活显其人物、详具其细节、直解其书法、阐明其义例、引贤圣以置评、据礼以断事。此“微显阐幽”即成为《左传》传解《春秋》之方式与叙述策略。其对后世史传文学之影响,则主要集中在一字褒贬,隐讳与晦婉,知人论世,善言佳辞,感异与预言,史评与史论等诸多方面。《左传》的微显阐幽,其实乃是儒家“格物致知”思想在史著叙事中的反映,体现了认知历史事理的正确途径。第三章“史笔五法”,《春秋》书法,有何以书与如何书的区别,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即《春秋》如何书之书法,此书法实由《左传》发明,故于《左传》之中亦多体现。本章立足于《左传》,对五法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作了逐条的分析说明,“微而显”,乃是通过细小、幽微的措词变化,来传递某种特定的言外之意。“志而晦”则是以幽微隐晦之笔写出史实之不得名言处,经细心品味可得其真意。“婉而成章”,乃是用委婉曲折的笔法,以礼义为尺度进行避讳,进而构写篇章。“尽而不汙”则是详尽完备的叙记事实,不做任何褒损歪曲。“惩恶而劝善”,指如实的载录人物之言行,使其善恶之迹不泯灭,从而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故“五法”之称,实际涉及到文章的遣词造句,拟章谋篇的方法原则与文章取材的价值导向问题,本质上体现了儒家“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思想。故“史笔五法”对于后世史书撰著、诗话评点、古文之作及古文义法说之提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贯通文史二科的普遍法则。第四章“左氏富艳”,以范宁三传短长论述为切入,通过对三传短长的比较分析,着重讨论了《左氏》富艳之实质内涵及其与品藻、属辞比事之关系。《左传》文辞乃经义史事之载体,富艳作为文辞之特色,其具体所指涵盖经、史、文三个方面,即包括义旨之精微丰厚,善叙事理,内容丰富、详实、生动,文章体裁多样且文笔风格富于变化,文辞意味丰富无穷,人物描绘的惟妙出众,表现手法的灵动多变,以及文字的盛多与语言丰富等多个方面。自范宁提出后,“富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进而对诗文、人物品评,书画鉴赏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五章“简要详博”,本章以《史通》所论为本,总结分析了《左传》简要详博之内理与意涵。简要之旨,在于用简约的文辞来曲尽史实,而使读者读之无不尽之感。故需通过叙事四体之不须,省字、省句、理当、技法纯熟等省笔之用来实现。而详博之旨则在于叙事的周密细致与宽泛众多,能够完整细腻地表现“三科五志”之内容。而对这种言简意足,辞约事丰表达效果的追求,则是儒家博约思想在文辞表达上的具体体现。第六章“左氏浮夸”,本章从古今学者对“左氏浮夸”的不同认知入手,分析了“浮夸”的语义内涵。“浮夸”一方面指不切于事实之“虚浮夸诞”,另一方面指矜夸自能的“浩博奢丽”。古今“左氏浮夸”认知的差异,乃是着眼视角的不同,着眼于《左传》的史实内容,则浮夸所指乃是妖梦怪异、不实失信之虚浮夸诞,是其弊;而着眼于丘明之才情及其艺术审美,则浮夸乃指踵事增华、浩博奢丽之文学表达,是其优长。古今所言之别,即史学求真实与文学求奢丽之别。明此之理,则“左氏浮夸”在认知上的差异就会得到消解。第七章“文史一体”,本章通过孔子、孟子、刘知几、王世贞、章学诚、钱钟书等人文史一体思想内涵的分析,论述了文史一体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就《左传》中的虚设事项进行了分析说明。同时,通过对《左传》《史记》有关伍子胥叙述的差异比较,《汉书》对《史记》有关韩信事迹的删改,来说明史籍撰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为了突出传主的风神,可以融入一些艺术化的手法来增强传写效果,使之耸动视听,炫人耳目。也可以通过对史料的不同取舍与编排,来传递出作者对历史的感发与兴寄,使得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某一义理得以更加的突显。故而,就历史真实而言,文学因素的适当运用,可以提高史著的可读性与历史感染力,可以增强史书资治镜鉴的功用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学因素的运用中要有度的限制,要尽力避免单纯追求文胜之美的弊病。而另一方面,史学精神的品质和内涵,又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价值内核。文与史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乃是传统文史著作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通过以上七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左传》经史文一体的文本特征,造就了其堪称伟大的经典作品。义理、史实和文采的有机融合而相得益彰,是《左传》文本能够跨越千年依然灿烂夺目的关键所在。围绕《左传》而展开的文学批评,不仅深入掘发了《左传》自身的文学特色与卓越成就,而且,对文章学、史传文学乃至叙事文学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左传》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有机构成,其体量和内容是非常丰厚的,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不断的发掘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