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朝各代不乏为其作疏作注者。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与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两者体现了宋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学术特点,对注释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承袭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对《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文的研读,比较两者注释方法与注解内容的不同,并分析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文章第一部分介绍选题价值及意义,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说明,并简要介绍文章的基本结构与大体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比较了《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释方法的不同：一是《集注》重释文义,《正义》重释字词；二是《集注》以道理为注,《正义》以历史背景或事件为注；三是《集注》多从自身内在角度注解,《正义》多从外在史料角度注解；四是《集注》层层递进、整体连贯之法,《正义》并列、比较之法；五是《集注》重教育后学,《正义》重考据辨析。第三部分主要从解释句意、关注内容、引申之义、阐释思想四个方面比较了两注的不同。第四部分主要从朱熹、刘宝楠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个人经历、注书目的方面分析造成两注书不同的原因。最后对文章进行了总结,《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虽然在注释方法与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但都代表了宋代理学和清代朴学的最高成就,对《论语》学的研究与注释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