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用以指称工业社会后的转型时期,这一理论较早地探讨了后现代文化的征候。贝尔敏锐地看到了“图画人”在后现代语境中所产生的的嬗变,最后试图以宗教为支撑来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本文以丹尼尔·贝尔的“图画人”范畴为研究对象,重点阐释“图画人”的理论渊源、多重内涵以及贝尔对后期现代文化的批判与修复。除绪论外,本文包括如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爬梳“图画人”的理论渊源。贝尔从符号论视域和社会学视域出发界定了文化的多重含义,认为文化除了指表意象征主义的领域,还属于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感知范畴。对贝尔来说,“图画人”是一个狭义的文化概念,意指人是在表现象征主义的领域中创造情感符号的动物。贝尔的这一观点有其形式论的思想渊源,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卡西尔的形式观对贝尔有较大的影响。第二部分重在阐释“图画人”的内涵及其功能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期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嬗变。后工业社会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出对意义的漠视,在技术—经济领域中表现为非人格化,“图画人”在这一语境下产生了空虚感并消失在工具性之中,成为了统一且有秩序的“功能人”。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语境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忽视象征性,文化大众作为大众文化的主体一味模仿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和享乐态度,“图画人”在文化准则和社会准则的对立中异化为了“享乐人”。贝尔将现代主义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前期的现代主义也被称为传统现代主义,后期的现代主义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精英人”作为严肃文化的辩护者并没有发挥挽救作用,反而与大众文化同流合污,与“享乐人”在文化层面上汇合。第三部分重在阐发贝尔对后期现代主义的批判与修复。贝尔认为后期现代主义是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流。后期现代主义文化导致艺术解体,并使每个人都成为艺术家。鉴于此,贝尔试图用新宗教和公共家庭作为修复后期现代主义问题的方式。尽管贝尔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透露出他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但他的文化批判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