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文学翻译大发展的时代,也同样是文学语言、文学体裁大转变的时期。在该时段,对译者来说,采用何种语言翻译文学尤其成为一颇费思量的问题。语言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文学观、语言观,以及晚清的社会历史背景。本论文关注晚清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语言,从《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四个文本来考察不同时期周作人使用何种语言翻译文学,这种语言有何特征,使用该语言的背后有何社会文化原因。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讨论南京时期周作人使用文言文翻译《侠女奴》、《玉虫缘》的原因。南京时期,周作人认可梁启超以小说促进政治的观点,按照该理路,周作人应使用白话翻译小说以求广布。但是,章回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表现能力有限,无法描绘政治、学艺等话题,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后意识到白话翻译之困难,后来转用浅近文言著译小说。周作人从梁启超、鲁迅白话翻译的失败中认识到了白话翻译的不易。另一方面,周作人在翻译《侠女奴》、《玉虫缘》时将之文类分别比附为传奇小说与侦探小说,传奇小说以文言写就,而周作人阅读史中的侦探小说亦以文言写就。因文类与文学语言联系之紧密,周作人选用文言翻译这两部小说。第二章讨论周作人对《圣经》汉文译本的评价如何反映了周氏的古奥语文观。周作人在东京求学时认为现有的《圣经》不够古奥,希望重译《圣经》,本文认为周作人所针对的《圣经》的版本是委办译本。周作人在批评《圣经》不够古奥时还以佛经作为语言的范本,经对比发现,周作人所喜好的文言特征是古拙,而非精巧。第三章讨论东京时期周作人《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两部译作的语言特征及其背后的原因。周作人曾回忆自己翻译《红星佚史》采用了林纾的笔调,但实则周作人此时使用“史”来翻译《红星佚史》并非模仿林纾的古文笔法,而是受到安特路朗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所用古字则确如周作人所说,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认为文字体现古人的心理、宗教、社会,周作人认同该观点,认为古字中体现着“神思”(“心”),而另一方面,周作人认为中国与外国的“心”是相通的,因此使用连结着中国人“心”的古字最能够重现域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