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重要目标,但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公平概念的界定。借鉴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将收入不平等按照来源不同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以前者作为衡量社会公平度的客观指标,提出了机会不平等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的猜想,其中的社会资本渠道主要包括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和社会稳定等要素。本文结合2008-2013年(2009年除外)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及相应年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我国省级层面的技术无效率值和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之上,对上述猜想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在机会不平等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本文利用Lefranc(2009)、Ferreira and Gignoux(2011)等学者提出非参数方法对我国2005-2013年各省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行测度,并对影响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在变动趋势上存在差异,且不同省份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以及同一省份不同年份的机会不平等指数均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公共支出是影响机会不平等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对于机会不平等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此外,在政府公共支出的各细分项中,卫生支出的影响作用最大,其它各项如教育支出、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机会不平等;在市场化程度的各细分项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指数三项指标能够显著影响机会不平等程度,而其它指标则不然。其次,本文对机会不平等与社会资本概念中的三大核心要素——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及社会稳定(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机会不平等与社会公平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的收入不平等对社会公平感并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未将收入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予以区分;第二,机会不平等而非努力不平等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社会公平感随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下降,从而证实了“责任原则”在中国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适用性;第三,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家庭背景异质性和个体收入水平异质性,具体而言,在家庭背景较差且当前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中,人们对机会不平等的不公平感知更加强烈。关于机会不平等影响社会信任的解释机制,本文在社会心理机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能够同时容纳主观认同感和个体性投机渠道的全新解释机制,即公平心理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机会不平等对我国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在当前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中,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会显著降低社会信任度,但这种影响在当前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并不显著。并且,与社会公平感不同,由于(不)信任感存在“传染性”,机会不平等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家庭背景之分。此外,机会不平等对社会犯罪率并无显著影响,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在于:一方面,尽管社会的机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但低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在上升,且大部分已经达到温饱水平以上,因而缺乏足够的“激励”以身试法;另一方面,对机会不平等感知最为强烈的是中高收入群体,而该群体不仅具有相对较高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也拥有比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其犯罪的机会成本较高。接下来,本文利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Panel SFA)估计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无效率值之后,对机会不平等与区域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会降低区域技术效率,而努力不平等则不然;机会不平等对区域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而在中部地区则变得不显著。此外,考虑到社会流动预期对个体行为的反馈调节作用及由此可能对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本文还对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预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措施影响下,人们预期未来机会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因此,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作用于社会流动预期的间接效应为正,并超过直接效应,导致总效应为正,即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越显著;同时,机会不平等对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有很强的群体异质性:在家庭背景条件较差、年龄相对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业户籍以及性格较为乐观自信的群体中,机会不平等对社会流动预期的正向影响更大。本文首次以社会资本作为切入点,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机会不平等的经济效应,不仅丰富了机会不平等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和谐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