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集资诈骗罪案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破坏力和影响力呈几何倍数增强。《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法条作了修改和完善,但是该罪名本身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立法模糊,“非法占有目的”“诈骗方法”“社会公众”“诈骗数额”等构成要件内涵模糊不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认定标准不统一。因此,要想发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目的,必须明确本罪的适用界限。除前言外,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结合相关法学理论,揭示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的现实情况、基本特点以及法律适用难题,同时通过阐明司法认定过程中存有的理论分歧为后文的司法实务研究作研究对比和理论基础。第二章以293份裁判文书作为依据,发现在庭审中,检察机关与辩护方、审判机关在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观点差异很多,给司法认定带来了巨大困难。尤其是在“吴英案”等一些争议较大案件爆发后,对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也一度陷入热议。由于集资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诈骗方法”、“社会公众”、“集资数额”等方面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争议,在对民间集资活动的打击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会不利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动。第三章从理论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分析目前主要存在的认定疑难之处,反思目前还存在的认定问题所在,主要存在于:一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存在认定基础事实时采用推定的方式、没有达到主客观相一致、基础事实认定存在差异、推定范围过大等问题;二是“诈骗方法”的认定存在不适应当下发展的问题;三是“对象范围”认定存在混淆集资诈骗罪对象范围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象范围、误解特定多数人的范围等问题;四是“集资数额”认定未明确细化规定等问题。第四章通过从相关构成要件分析,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首先要审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提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相关标准进行认定,并建议建立反推认定标准。对于“诈骗方法”的认定上首先要衡量基础事实,其次是衡量是否陷入了错误认识,最后逐步探索救济优先的原则。对于“社会公众”的认定上,针对主要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一是从主观态度上分析,二是从募集对象上分析,三是从集资方式上分析,以及在三类情况下如何认定“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同时对于“诈骗数额”标准存在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认定“诈骗数额”提出了标准,一是建议根据在案证据确定认定原则与认定方式,二是根据具体案件非法占有目的确定的时间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