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面临结构调整的历史重任,其转型升级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升级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等要素成本高企,使得我国制造业赖以发展的传统优势不断被削弱;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再制造化”战略,重点发展高端现代化制造业,抢占智能制造的高点,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竞争与日俱增。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既是实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必要过程,又是突破在全球分工格局中被锁定为低端加工角色的必要举措。当今产品全球化生产网络已日趋成熟,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深入,各国都被纳入产品生产销售的“全球价值链”中。本文认为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即是提高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对于如何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发展情况,从产业间互动角度:提出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促进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对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关于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实际认为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更适合“互动论”。其次,本文提出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就是要逐步实现制造业中间投入要素的“高级化替代”,并从理论模型上论证了生产性服务质量的改善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后,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机制。鉴于当前主要的贸易形式为中间品贸易,而基于传统总额贸易的统计框架核算的我国制造业出口数据存在“虚夸”我国制造业真实发展水平的问题。本文利用OECD-WTO最新发布的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重点测算了反映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GVC地位指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重新测算了反映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RCA指数。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得出虽然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较高而分工地位却较低的结论。为了从实证层面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是否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存在影响。本文先从跨国层面实证分析整体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显著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本文接着对我国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和细分类型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也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尤其是以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最显著。最后,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掣肘。提出加大进口国外以科学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性服务,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同时,本文认为我国政府更要加大力度发展国内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发展的关系,促进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和国内产业间的合理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