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详细规定了定向增发相关的发行条件及程序等,给定向增发的实际操作提供了法规依据,相较其他再融资方式,定向增发发行门槛、费用低,2006年起逐渐成为了我国再融资中最为主要的方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盈余管理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历史文献以发行对象将定向增发进行分类,并从定向增发类型的角度研究了定增的公告效应以及定增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定向增发类型的公告效应显著不同,且上市公司在定增前,会根据定向增发的类型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少有文献讨论了定向增发类型、盈余管理和公告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然有研究表明不同定增类型下存在显著不同的公告效应和盈余管理行为,则有理由怀疑定向增发类型、盈余管理和股价波动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盈余管理是否在定向增发类型和公告效应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别对不同定向增发类型的公告效应和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并验证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13年—2017年实施定增的117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验证:(1)在实施定增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否会产生显著的股价波动效应;(2)不同类型的定向增发是否存在显著不同的公告效应;(3)上市公司在定增新股前,是否会根据定增类型不同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4)若以上研究均显著,盈余管理在其中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我国A股市场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前后的公告效应显著为正,不同定向增发类型的公告显著不同,且上市公司会根据发行对象不同在定向增发上一季度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而言,当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参与定向增发时,上市公司会进行负向盈余管理,仅针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定向增发前,上市公司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但盈余管理在定向增发类型与短期股价波动中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