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不良贷款膨胀、企业倒闭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障碍,直接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与地方性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并列为中国经济的三大风险。为化解过剩产能和提高产能利用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日趋严厉的政策措施。尽管这些政策使产能过剩问题有所缓解,但中国企业落后产能淘而不汰和过剩产能久调不决等现象依然存在。充分理解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是化解产能过剩和提高产能利用率的必要条件,已有研究从市场失灵因素和体制因素的视角展开分析。然而,中国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生产性资源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能够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及政府管制等一系列政府行为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对企业产能过剩造成影响,相关研究还未从政府的策略性行为深入讨论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在中国,政府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形式存在,二者形成了“谈判-讨价还价”的关系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失效和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成为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变,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成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在理论上,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以及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府行为对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的双重效应,可能通过改善市场失灵调节供需结构,压减过剩产能,也可能由于过度干预经济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加重过剩产能。然而,在实际中,政府行为对产能过剩影响的双重效应是否存在需要通过现实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此,本文以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和化解产能过剩为研究出发点,以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作为研究切入点,基于国内和国际间的三种政府关系,即国内横向地方政府的竞争关系、国内纵向央地政府的博弈关系及政府的国际合作关系,紧扣相应的以市场分割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保护行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类产业政策及“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三个维度的政府行为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关系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地方政府保护行为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是否存在促进效应?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效应?国际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是否存在抑制效应?其影响程度如何?存在哪些异质性和可能的作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与本文相关的政府行为与市场关系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和产能过剩理论,梳理产能过剩的定义及测度、产能过剩的成因、政府行为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相关文献,厘清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行为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为政府行为与产能过剩的现状与机制分析。主要通过宏微观数据描述近年来中国政府行为、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特征,重点研究国内、国际政府行为影响企业产能过剩的机制分析;第四章基于国内横向地方政府的竞争关系视角,将市场分割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保护主义行为作为解释变量（即地方政府受到财政收入和晋升激励的驱使对市场机制进行不正当干预,为了限制外地厂商进入本地市场、本地企业及资本流出所采取的政府行为）,考察其对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促进效应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作用机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能利用率在以市场分割为表现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为影响企业污染排放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第五章基于国内纵向央地政府的博弈关系视角,将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类产业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即通过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银行贷款、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工具来影响资源配置的政府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其对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差异效应及识别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第六章基于政府的国际合作关系视角,将“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作为解释变量（即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为了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供求跨国或跨地区配置而采取的财税支持、优惠贷款、金融支持等政府行为）,识别其对中国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抑制效应及可能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在政府行为、产能过剩的现状和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是“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并存,表现出有效需求骤降、产品市场同质化高和享受过多优惠政策等特征。政府的国内、国际行为对产能过剩的影响都存在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行为以及国际行为的配套优惠政策通过补贴效应、成本外部化效应、投资风险外部化效应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政府的国内、国际行为对产能过剩有一定遏制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去产能政策措施,以严控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为主要手段,对遏制产能过剩起到直接作用。国际产能合作以“顺梯度”和“逆梯度”两种模式实施,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产能过剩。第二,在政府行为维度一:以市场分割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保护行为影响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发现市场分割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产能过剩;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分割对非国有工业企业、位于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小型工业企业、非资源密集型的工业企业的产能过剩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检验发现市场分割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企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降低是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渠道。第三,在政府行为维度二: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影响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差异效应,其中,中央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存在滞后一期的先增长后下降的动态效应,而地方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存在不显著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不同特征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鼓励类产业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尤其是具有中央政治关联的企业）产能过剩的抑制效应更大;相比于一般鼓励类产业政策,重点鼓励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抑制效应更大;“中央提及-地方也提及”的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的产能过剩有最为明显的抑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中央鼓励类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和缓解融资约束三类渠道抑制企业产能过剩。第四,在政府行为维度三:“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影响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发现相较于非支持企业,“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对支持企业的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富余产能行业的企业和位于“一带”沿线城市的企业的产能过剩的抑制效应尤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抑制支持企业的产能过剩。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有效发挥中央政府对过剩产能的监督治理效能,将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发展质量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强化对产能过剩行业产能扩张的监管,遏制产能盲目扩张、违规扩张。第二,优化区域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的制度环境,为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和“一带一路”下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条件,充分发挥其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的作用。第三,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做到到位而不越位、不错位。第四,政府应加大企业科研扶持力度,为小型企业、西部地区企业、民营企业制定并出台相匹配的“补短板”政策。同时,建立起一套透明、公正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将解决融资结构性矛盾作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要步骤,加快民营企业产业升级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本文以政府行为为切入点拓展了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和化解产能过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市场失灵因素和制度因素考察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鲜有研究基于政府的国内、国际行为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具体分析以市场分割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保护行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类产业政策及“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三个维度的政府行为对企业产能过剩影响的双重效应和作用机制,由此提出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一方面,在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算中,本文首次引入能源投入指标,建立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能源投入的测算体系,丰富微观主体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另一方面,关于政府行为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本文先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事件研究模型等方法进行识别,有效提高估计结果的精确度和一致性。第三,研究内容创新。本文发现以市场分割为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保护行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非国有工业企业、位于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小型工业企业、非资源密集型的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强,而打破市场分割不仅会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还能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中央和地方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中央鼓励类产业政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效应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并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资源配置和融资约束三个渠道进行传导。此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提升支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续部署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在未来可待改善的地方有:第一,建立更全面衡量政府行为和产能过剩的指标体系。第二,以小规模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进一步探究政府行为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关系。第三,进一步运用多方博弈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各类社会主体的互动合作机制进行综合性考察,提出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