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映象》引发了“原生态文化”热潮。对“原生态”的探讨不能纠缠于字面意义上的理解,严格说来,“原生态”不仅是指称对象,而且是指称我们对对象应抱的态度。无论“原生态”指称原始性、原发性、原生性也好,还是指称民间、民族原生文化也好,或是指称未被现代文明或文明社会所发现开发的资源也好,最终还取决于我们对待文化的眼光和态度。“原生态”是相对的,这一概念的出现充分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文化地位日益下降的一种警觉,对传统文化关注与认同,及其对自身“母文化”的传承、创造所表达出的文化自觉。这个“原生态”文化热以文化自觉为基础,追求的是“原生态”意识和精神,官方、民间、媒体、学者、听众等各种社会力量,各尽其力,各显其能,反映出在当下社会文化宽松环境的中对自然的尊重、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唤醒现代人被都市文化、大众文化屏蔽的民族记忆,唤起大众和社会关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回归乡土,回归自然,这才是《云南映象》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云南映象》全剧囊括了“天地自然、人文情怀,以及对生命起源的追溯,生命过程的体验和生命永恒的期盼”的主题。其创作初衷源于对这份遗产真心的热爱和热诚的保护,它以独创性、经典性、实验性的原则,“在舞台上建筑一座活动的民间歌舞艺术博物馆”。杨丽萍的这一艺术实践对云南民族民间舞蹈的“原生态”性的发现和深度开采,并做出艺术自觉的舞台呈示,为民族民间舞在中国舞蹈文化多元格局中的振兴,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域,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当代舞蹈艺术发展取向,如何处理艺术创作和原生土壤的关系,也为从理论上探讨民族文化现代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云南映象》中的歌舞大量来源于民俗仪式。在整个歌舞中,祭拜神灵、生活劳作、节庆纪念等民俗活动仪式贯穿始终,当中往往包含民族的众多历史、文化记忆的内容。仪式具有唤醒、回忆、教育、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功能。这种民族记忆是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存既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也包括了文化历史上的文明的沉积。因此《云南映象》中的歌舞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象征意味,积淀着深邃幽远的民族记忆。通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解读,我们发现《云南映象》的“原生态”文化成功挖掘,实际上反映了民族文化变迁的轨迹——文化再创造和民族文化转型的一条道路,即民族文化资本化。《云南映象》是对“原生态”文化的再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大“场”(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宽松的环境之下,民族文化内部的自觉。同时通过成功的商业演出,在文化市场中成功地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民族文化资本,从而使《云南映象》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